Category: 政治、經濟、哲學

比特幣崩盤: 幾種討論

貨幣的功能之一是要做為交易媒介,以Milton Friedman觀點而言,貨幣供給甚至是經濟增長的唯一來源。目前bitcoin大約4年發行量折半,最終穩定在約2100萬的總量,是否假設如果bitcoin真要當成日常交易的「通貨」,它支撐的經濟體經濟成長率也是逐年遞減? bitcoin的「挖礦」ICO意味著bitcoin和金本位時代一樣,是商品擔保的債權憑證,而不是純信用擔保的貨幣? 如果bitcoin不是純信用擔保,那麼當單位挖礦成本高過bicoin購買力,bitcoin就會崩盤了。這應該會在bitcoin流通量減速到一定程度時發生。 考量流通量增加,最近bitcoin的總市值會落在2000億美金以內;考慮bitcoin目前也有商品的特色,不完全是通貨,當市場進入升息緊縮循環,就會造成像當初2007年次貸一樣,因緊縮投機資金造成的危機。

文化 自由 槍

2018年2月美國佛羅里達又再度發生大規模校園槍擊事件,從很多角度觀察,擁槍自由是美國政治/社會歷史上的主議題之一,會與種族問題、貧富階級流動、宗教等並列。我曾經站在台灣人的立場認為,槍的問題是一件簡單的事,反正這種有殺傷力的危險物品不就是禁止為上嗎?後來才發現其實台灣(軍警以外)也還是有一群人被允許擁槍的,可見這事情的複雜度比起想像中高出許多,我稍微整理後的論點大概如下: 自由主義論點:指稱不管擁有什麼都是在人類與生俱來的自由權範疇內,國家不應該以公權力侵害。 不服從觀點:美國作為革命起家的老牌民主國家,對於推翻不合理的暴政這件事情大概是認真的,所以有一派美國人認為擁槍自重是為了預防不當的公權力侵害。 家園堡壘觀點與其延伸:美國人對於個人自由的觀念到極致大概就是家園堡壘的概念了,這大概從拓荒時期經常受到危害的生存權有關,認為自己家園受到生存的威脅,運用暴力手段抵抗是合理及合法的。 台灣的擁槍規定大概是從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5條而來: …基於原住民族之傳統文化、祭儀或非營利自用而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一條之罪者,不在此限…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所以事實上台灣原住民基於文化理由是可使用槍械的。這個理由與美國的全民適用性不太一樣,反倒是採用承認擁有槍枝是某類人不可或缺的文化一部分,看似法理學基礎薄弱,純粹從假定某個既定事實出發;然而這與美國人的觀點,尤其是當與他國對比時會相當有趣。 先考量看看自由主義論點。由自由主義出發是否意味著世界上其他標誌自由主義的國家卻不允許擁槍都是不公義的?我想答案相對明確,也就是通常在負面效應較大的議題上,就算自由主義也會很難擺脫效用觀點的陰影。也就是說,自由歸自由,但誤用槍械的後果實在過於嚴重,甚至嚴重到必須考慮限制此自由。 所以從家園堡壘的觀點出發或許比較可以站得住腳,但這裡的便不得不另外援引文化或歷史的脈絡來立論,整體而言邏輯性便會稍加混沌不明。也就是說,美國基於過往的拓荒與抗暴等等的歷史背景,擁有槍枝是基於尊重與傳承該段文化所為,並非有務實意義上的實用基礎,這樣的邏輯推理是否可能比較清晰一些? 乍看之下是,但這裡卻又要問所謂的文化與歷史是誰的文化與歷史?拓荒與抗暴的族群記憶是否僅限定某類白人後裔?若真為如此則是否擁槍文化不應存在新移民、原住民身上? 在這裡又無可避免再次引入平等原則,也就是說擁槍的權利雖然有其歷史脈絡,但基於槍枝本身除了歷史脈絡也確實有其實用價值,並不是像一尊雕像一樣在不同心目中有不同份量,所以一旦讓某族群的人從該實用價值處獲取好處,則全國所有人都必須適用。 回來觀察台灣原住民的擁槍,不知實用價值幾何?儀式性價值幾何?是否應該立論弊大於利而限縮擁有槍枝的權利只會由某類族群的人特有呢?

洗錢: 定義, 歷史

「洗錢」(Money Laundering)這個名詞其實不只是個比喻的用法,而是真實描繪歷史上利用洗衣店合法掩蓋非法犯罪的行為,是名符其實地利用洗衣機將髒錢清洗乾淨! 美國人通常不晾衣服而是用烘衣機,所以洗衣店在某些區域相當普遍,要說任何東西想要隱匿或變成「不顯眼」大概往洗衣店藏就對了。二十世紀初美國最著名的黑幫老大為芝加哥的艾爾卡彭(Al Capone),他除了諸多犯罪行為之外,也經營投幣式洗衣店,可別認為他對於洗衣服的生意獲利有興趣。美國政府當年一直苦於無法找到他的犯罪證據,其中一個原因便是艾爾卡彭非常有技巧地掩飾了他的犯罪行為,尤其是犯罪所得。據說他利用經營投幣式洗衣店,將非法活動的資金謊稱為洗衣店現金收入,並藉此將不法資金合理化並重新流入正常金融體系。 現在為二十一世紀,「洗錢」的技術發展至今已經非常成熟與多樣化,未必需要投幣式洗衣機,根據FATF的定義,洗錢可分為以下三階段: 處置:指將髒錢分批或合併存入金融體系當中,其方式可能透過多種金融工具或分開不同的時間點進行來達成掩飾目的。 多層化:進入金融體系後,會將資金藉由不同的金融交易手段執行程度不一的交換,使得資金來往的溯源更加困難。 整合:始髒錢最終要能夠走出金融體系並重回整體經濟系統裡,例如購置房地產、或購置上述艾爾卡彭用來掩飾犯罪的投幣式洗衣機。 所以實務上的認定,無論是個人或法人,只要資金的使用情形符合上述的態樣,那麼銀行就必需有能力指認這些交易為洗錢。而實際上,洗錢的方式當然不只單純以上三個階段,有可能是三個階段的排列與組合,也有可能因為時間差的關係在某一時間正好僅處在三個階段中的其中第二個。 無論如何,只要有疑慮,銀行就有責任通報,以台灣的實務,所謂通報明確來說就是對法務部調查局通報「疑似洗錢交易申報(Suspicious Activity Report,SAR)」,或「Suspicious Transaction Report,STR」。調查局是國家層級的「金融情報中心」FIU,負責綜整所有犯罪金流相關的情報,並在適當時機與國際合作共享。

計程車司機 的 勞基法

謝金河關於計程車司機的勞基法論點引發眾怒,我個人也蠻懷疑其真實性。但就在前幾天我還真的做到一位反對短工時的計程司機,我赫然發現這根本就是同溫層的世代差距問題,所以我也一直在找關於上一代為何對勞基法無感的原因,這篇文章算是有點出問題的。 我的那位計程司機說,上一版勞基法會造成台灣人晚上沒飯吃,因為餐廳會被迫在假日需休息。其實這又點出了更深層的問題:台灣如同許多亞洲國家一樣,有非常深的群體主義(communitarianism)色彩,也就是我與我的周邊環境互有連結、互相把一部分的個人自由託交或犧牲,用以連結外界。所以這位計程車司機的意思其實是,假日找不到餐廳吃飯,餐廳老闆需負責一部分責任,與我不想在家煮飯的責任相同。 所以其實戒嚴世代的觀念未必是出於「努力有成果」這種,反而比較像是「保甲制度」的連帶責任。這種觀念在經濟成長時期很有用,可以確保經濟成果德澤全民,也會營造一種社會和諧或所謂「台灣錢淹腳目」的美好想像。 然而近20年台灣的經濟降速,這種觀念的流弊就出現了。本來的努力共享成果反而轉變成要苦一起苦,而對整體社會福祉有很大侵害。 我其實想對那位計程司機說,假日找不到餐廳吃飯,那是你的問題,因為你不在家煮飯到底跟餐廳的責任何干? 關鍵評論:台灣的經濟觀由戒嚴一代決定,難怪《勞基法》被修成這樣

喜劇與道德的界線 買錯洗髮精的哲學反思

最近美國的單口喜劇越來越喜歡挑戰比較禁忌的議題,幾個我比較喜歡的例如Russell Peters通常拿種族開玩笑;Bill Burr通常觸及社會一些敏感議題;當然也有大師級但可惜已經過世的George Carlin對於政治、宗教等的反思也很精彩。 但Louis CK拿戀童癖開玩笑,大致就是說社會應該拿病態以外的角度看待這些心理不正常的人,卻引發喧然大波,批評者認為無論如何都不應該拿碰觸他人傷痛的事情說嘴,另一派則認為「意圖」才重要,只要出發點意圖是好的則不應過度批評。 這其實牽扯長年的哲學問題,究竟ends重要還是means重要?是結果論的目標為重,還是達成目的手段為評價的依據?這是道德或正義理論相當重要的大哉問,不只喜劇表演者,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碰到這種兩難。 大的不說,小事則很容易判斷。 假設我今天心心念念想買洗髮精,走到家樂福卻買成潤髮乳,此種情境下,任誰都很難支持所謂意圖比結果重要的說法,畢竟買錯即是錯,結果論才是依歸。 但人類一旦攤上大事,結果則因為諸多外部因素很難控制,此時單就結果評斷未免不公,那就是意圖論佔上風了。政治人物失言、工廠環保議題都經常屬於這種範疇。

稀缺性 與 窮人思維

最近關於稀缺性造成的行為學影響有些熱度,昨天我在家樂福買東西時碰到某些有趣的消費者行為與此相符,剛好可以探討關於台灣人貪小便宜個性的另一面觀點。 如電影「露西」所述,時間一切的根本,如果暫不考慮相對論觀點時間是第四維度變數,這句話大抵意義就是「時間」是人類行為的根本,也就是說,目前為止只有時間是人類行為過程中無法控制的變數。套用Sendhil Mullainathan (Scarcity: 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 so much) 稀缺性的討論則可以解讀:如果某人認定某物有稀缺性,則他/她會耗費更多時間追求此物。 昨天是家樂福點數兌換Bric’s的最後一天,我們帶著15點(折算是7,500消費)可以換取一個小化妝包,現場一位女性四處在收集點數,我們排隊約20分鐘她就移路與人搭訕索求別人不需要的點數,可能已經在當場約半小時了。照理,花過多的時間追尋價值過低的物品相當不值得,因為時間若可以換算為價值,我們應該花時間創造出價值再換為貨幣、然後才來購買這樣商品,而這也是現代經濟學的基石。 所以這種行為可以有三種解釋: 1. 對她來說那30分鐘無法產生比包包價值更高的生產價值;但包包並不是太遙不可,就算產值無法達到應該也可以透過儲蓄或提取金錢的時間價值(把未來消費提前)達成,所以; 2. 那樣貨品本身對她有稀缺性,所以造成她願意花更多時間追尋,但一個小包包造成稀缺性非常不合理,所以應該加上下一點: 3. 稀缺性並不產生在商品本身,而是商品為「贈品」這個性質。 也就是說,台灣人即使賺再多錢,能買再多東西,仍然普遍感覺到生活中缺乏「免費」的東西可以消費。因此,只要任何有價商品將販賣形式轉為先買->點數->贈品的模式,應該都能賺取超額報酬。 關鍵評論:稀缺能讓人專注,但你也將為此付出代價

洗錢; 科學; 民主程序: 為何很難共存?

在金融研訓院聽取關於新的洗錢規範的講座,深深覺得果然對本國銀行才是「新」,好在我有外商的潛移默化(精神轟炸),這些對我來說都是舊觀念了。 會中從QA不難發現,很多人對於Rule Based轉為Risk Based Approach (RBA,風險基礎法)非常手足無措;但其實這是國際監理的趨勢,對不同分群客人本來就應該採用不同監控措施,銀行們會緊張的原因,從淺層到深層,我認為有三個: 1. 金融監理未跟上國際腳步:過去金管會金檢總是拿著一本規則一條一條「背」給銀行遵循,從來不問如果時空環境不同,內部控制作為有無彈性,這造成銀行們總是忙著找規則,而不是發展有效的行為模型。 2. 害怕改變:人組成的團體傾向做簡單(easy)而不有效的事,若進步的方向是simple而有效,一群人的共識通常是不做。原因是改變的風險與後果必須加乘在每個人身上,但改變的好處卻又不確定。比如大家都知道加班沒效率,但若有人質疑如果不加班工作延遲怎麼辦……解答通常都是那還是大家一起加班好了,一起努力至少努力的表相是容易被看見的。 3. 科學證據有效,但共識決會使不科學的作業模式勝出:國際上已經證明風險基礎法能更有效且更省力達成目標,但這件事本質不是創造收入,而是規避風險。雖然我們都理解只要避開某個標準差內的風險就「夠好」,但我們被教育的思考模式就是「正確解答」,總是在問:「那如果稀有事件發生誰負責?」慢慢地決策方向又會轉為條列該作的事,然後投入更多低薪資源浪費在低附加價值工作。 今天很高興金管會有官員、調查局也有檢查官開槍,打醒大家的觀念;但希望他們能撐下去!

倫敦恐攻: 一個開放時代的結束

一個開放時代的死亡 姑且不論是否選舉語言,在英國首相說出這種言論而且有眾多附和時,我看見的是一個自由開放時代的結束。 恐怖主義最終極的目標就是如此;讓簡單的民粹綁架真正恐怖主義的最佳解方。試想,如果身邊有位朋友因為弱勢身份正對於社會上的歧視忿忿不平,社會應該繼續排擠他讓他進一步偏激化;還是應該告訴他我們包容你,讓他體會自由開放的真義? 前種路線是最簡單易做的;連我自己都曾經在小學一起排擠並協助霸凌那些班上的弱勢學生,我自己也曾是反向的被排擠對象。但等到長大,我們都已經知道,組成優勢小圈子只能暫時符合小眾利益,但不會如完全的開放自由達成共好成長目標。 BBC: Human rights laws could change for terror f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