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政治、經濟、哲學

放鞭炮的宮廟黑道式綁架/家父長權威/酸民眼中華航罷工

過年期間的大事除了華航罷工外,另外還有個小事是作家魚夫與台南西羅殿針對放鞭炮噪音的互槓。在過年期間我返鄉至中部,也確實深深體會一些傳統習俗與現代社會的扞格,也隱隱想到我之前一篇部落格文關於同性婚姻公投的評論所引出的一些保守觀點,雖然年輕人經常自詡自由派、進步派,但更多我們在社群(當然雖不詳述,但我還是指涉一點點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色彩)生活下的無形壓力(或自我說服)也還是對我們影響很深。 魚夫與西羅殿的互槓指的是這篇新聞: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211000436-260107。從情感上而言,我也是全然地反對宮廟的鞭炮,原因無他,主要是今年我的兒子剛出生,過年期間被宮廟以及開工的鞭炮嚇了好幾次,尤其經常都是在嬰兒睡覺的期間,他又不懂說話,看著他被突如其來的高分貝聲響嚇到表情扭曲又開始大哭,心中當然非常心疼,同時也才發現網路上果然有很多爸媽針對這事發牢騷。 撇除文化上的必要性,我想切入的角度事我們文化中一個畸形且特殊的現象: 忍讓是一種美德。 宮廟科儀當中,很多是以造成負面效果為出發點的,重者如乩童寒單的自殘、輕者如這次過年的半夜鞭炮。我們的文化中似乎鼓勵宮廟這種角色去做一些讓人反感的事,然後用這種安排來體現權威,無論表現形式是噪音、聲光、生活限制、或甚至忍受孤獨。 當然這種做法在我們的文化當中有其好處,因為我們的歷史注重苦難的側寫,而接受苦難變成我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然而我相當懷疑這是否能在今天繼續吸引更多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或如同我一般的新手爸媽? 雖然我沒有太虔誠的信仰,也不是基督徒,但我想到每年12月會過的聖誕節。雖說聖誕節在我們現代生活的宗教色彩已經很淡化了,但不妨想想每年12月24日、25日各個大街小巷、百貨公司「張燈結綵」的歡樂氣氛,若以傳教的角度觀察簡直是最成功的宣教活動──成功讓非教徒在異教教主的生日自動慶祝。其實我想到的對比是每年夏天的佛教佛誕日,很想像會不會有那麼一天全世界會自動歡樂地慶祝釋迦牟尼的生日呢? 如果宗教的目的之一是傳布希望或快樂或解脫,那麼為何我們的文化會選擇這麼不一樣的做法? 而這樣令人反感的做法真的能讓我們心生尊敬嗎? 真的老是在半夜製造噪音會吸引更多人對宗教活動的重視嗎? 另一個過年期間的故事是一個傳統下的犧牲品,也是我在我的哲學觀點下最不願意看到人性的消磨。詳細故事就不說,大抵是關於媒妁介入的傳統婚姻。同樣地,撇除關於一定要成家立業的傳統價值,我認為這類事件的起因有很大一部分問題在於家父長權威彰顯的必要性。 我當然不反對以婚姻為終點的媒妁介入,也當然更贊成因人介紹下的促成良緣,然而我們的文化當中,媒妁的角色通常還隱含了某種程度的「長輩的意見」以及「服從長輩權威是一種美德」的想望。但往往這種理型經常是形式重於實質,真的促成良緣就罷了,但因為服從長輩權威而造成的問題以及對人性的消磨會有對哪位長輩問責的機制嗎? 關於這類的傳統文化很多,很多關於台灣迷信的批評所造成的對立也源於此。關於科學不科學的探討根本不是爭論的主戰場,且這種討論法也很容易造成世代間的對立。以另一個關於傳統的「美德」為例,台灣許多是跟著「八字」或「農民曆」運行,而真要科學化論,這些在台灣都要有一些調整。例如台灣的時區和當初發展出傳統命理或曆法的中國中原地方大約差異15分鐘,也就是說若硬要用時辰運算,一個時辰裡有2個小時,這就保證台灣會大約有四分之一的人(前後各15分鐘,總計半小時)算命是永遠不會準的。 這在台灣有非常小眾的人作科學化的研究,而之所以會是小眾的可惜之處便在於這在台灣並不被重視,因為我們的文化要的不是真正的理性或科學化的可能性,而是一個可以參照或服從的權威! 再到酸民眼中的華航機師罷工也是一個經典,這在台灣的文化是經常出現的「檢討被害者、忽略加害人」。 坦白說由社經地位較高的人發起鬥爭是一條很好的出發點,或許幾乎是工運或民運人士夢寐以求的場景,因為由地位較高的人登高一呼或許有辦法喚醒一些本來很可能只懂得沉默的人的抗爭意識。但這幾天有許多人檢討機師的高薪,甚至更有地勤出面抗議與機師團體站在對立面,謀求的還不只是自己的福利,而是訴求不要造成乘客的不便,簡直很是奇觀。 同樣地,歸整過年的這些事,我還是非常想問,服從權威可能可以為我們帶來一些暫時的好處,但服從權威真的是解決根本問題的最好方法嗎?

認定實質受益人門檻降為10%, 我們是否有另一種可能?

實質受益人(實益擁有人)的認定門檻似乎在方向上要從25%持股緊縮為10%。然而若從國際規範的精神來看,UBO的重點從來不在百分比,而是在對於公司的影響力。單從這點來看,我反對將認定標準從25%降為10%,因為這對企業實質影響人的判別沒有幫助,反而還會造成銀行業作業的大幅困難。 UBO目的是在揪出對公司金流有控制權的自然人,台灣的非典型控制權相當畸形,我在自由時報的另一篇投書有詳細說明(談公司法法人董事條款: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213869),主要是公司規模漸大,經營權與所有權開始分離,原本的創業股東就漸漸藉由不同的持股結構來保持投票優勢。 談公司法法人董事條款 所以其實要找出誰可以控制公司,單單拿股權比例來做標準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台灣的公司控制權絕對不是簡單的持股比例能夠解釋的。我認為較好的方式應該如以下: 1. 在避開個資問題的可能下,導入「家戶(Household)」概念作為介於個人股東與法人持股之間的灰色地帶。原因在於台灣很多企業是家族企業,對於公司金流的決策影響程度若以家族作為歸戶單位比較實際,也比較能避開個資問題。 2. 將股權登錄架構的責任放回個人身上,架構類似聯徵的資訊流通平台。因為尤其是公開發行公司,追索實質受益人有其困難度,所以責任應該還是回歸個人身上。雖然不需向中國的「社會信用」一般,但持股的資訊放在標準化平台是可行的辦法,如此權利義務才能相配。 3. 銀行將股權結構與債信評估掛勾。由於銀行在間接金融的角色,其實最有可能是看清股債結構全貌的機構。銀行以其債權角度其實應該對於公司的經營決策須有一定聲量,所以類似日本的主銀行(Main Bank System)制度其實可以在台灣實行。 金融業認定實質受益人門檻 自25%降至10%

婚姻是愛情的墳墓, 為何你還要同婚?

11/24剛投完九合一大選,關於縣市長、議員、里長我都沒太大興趣,倒是一直關心的同婚公投讓我大感訝異。雖然我確實一直認為同婚公投會往反對的方向去,但投出來的票數如此懸殊,我卻從沒想過原來有進步傾向的人原來在台灣沒這麼多。 這不只在同志權益議題上有意義,我認為這其實廣泛地影響其他重要議題的大眾觀念上。我個人比較悲觀,這次的公投結果不只代表沉默多數認為同性戀「不正常」,且還至少代表有很大部分的大眾根深柢固也認為外勞社經地位次等、越南新娘是買賣、原住民加分不公平…等等。 我個人的哲學光譜偏左,我認為真正符合人權的婚姻甚至不應該只修民法,而是應該徹底把「婚姻」從民法拿掉,頂多保留一種政府認可的一對一「伴侶」制度,讓婚姻留在準私法領域即可。這種想法大概連目前的同運人士都很少想像過,他們的目標是修民法,讓婚姻適用同性二人。 這引發很多其他已婚人士的笑料,其中當然就是「婚姻是愛情的墳墓」這句話!因為諸多因素,似乎婚姻是消磨愛情的「良藥」,然而同志急於走向婚姻,顯然消磨愛情大概就是他們所需的吧!(開玩笑的啦) 轉換一步想,這就是錢鍾書所描述的「圍城」效應--裡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進不來。這會有一種隔離的美感,總覺得彼端才是比較好的。然而我們我們對於彼端的想像常常扭曲是事實,這也經常是美國單口喜劇的好素材,以下Bill Burr的Podcast觀點是蠻有趣的。 https://youtu.be/67OtrDCurSw 現在同運或同志友善人士有蠻重的白左傾向,在面對歧異的溝通很常是從鬥爭或革新的角度出發。當然如果我長期是社會的少數族群,這樣的態度當然是在所難免的。然而,偏偏同志運動的支持者大多都是社經地位稍高,或至少是受過較「多」教育的偏年輕人,對他們來說,同運某種程度也是一種區分你我的「畫線運動」,但,這真的是最好的方法嗎? Bill Burr也曾經提過美國南方的Duck Dynasty的南方老粗,在何種情況下會接受同性戀?同樣的問題我們也應該問自己:在何種情況之下,你我那位昨天還在逼問人怎麼不生男孩的阿公阿嬤會突然理解男生和男生可以結婚是正常的?我們對於對的事應當要堅持,這點絕對正確;但讓人改變想法的最佳解方真的是找人出來檢討和公審嗎? 最近很多人所做的策略多半是讓自己的小圈圈更小,聲音更被埋沒而已。 人權的進步在歷史上通常是數十年的進程,當中有訴諸悲情、抗爭、革命、不合作運動等策略都有。近年我認為最失敗的社會運動是「佔領華爾街」,多年過去,對於金融機構的放任不減反增,其中一個關鍵還是在於他方的同情,華爾街的代表人物George Soros在2011年竟然直接評論對佔領華爾街表示同情,然而多年過去,George Soros大概也沒有把他的不公平巨額所得讓出給普羅大眾。 這給我們的啟示在於,面對威權,尤其是建制且似有正當性的威權,顛覆它很困難,但它要顛覆我們,幾乎只要出面說說漂亮話「深表同情」就可以了。這幾乎可以說是人性的劣根性展露無遺!

愛爾蘭: 墮胎與薩諾斯使命的思想實驗

愛爾蘭在本周通過公投,結論是撤除憲法第八修正案,讓愛爾蘭境內的墮胎合法化。所謂第八修正案規定只有在孕婦生命面臨危險或一些不可抗的情形之下才能合法墮胎。墮胎在歐美大概已經與種族、槍枝等等,是社會大眾歧異最深的議題之一。圍繞在是否能墮胎的議題之下,其核心是孕婦腹中胎兒究竟是否是生命? 以及人是否能剝奪他人生命? 這二個問題是根本核心,且需要蠻深刻的哲學思考,也經常是困擾思考者的惱人之處。 先談談關於胎兒是否算生命的問題。 首先贊成墮胎的大多持「胎兒不算生命」的論點,並抱持需要尊重女性身體自主權而立論。這種論點被批評的可能性有二: 其一,胎兒自始自終,無論週數,都算生命;只是這種非黑即白的定論很容易被質疑,也經常流於無邏輯基礎的立場之爭。所以通常會被接受受的是其二: 也就是胎兒形成生命的階段有灰色地帶,在未知哪階段確立是生命的不確定性,保守而論應該從一而釋把整個孕期的胎兒視作生命。 如此立論下,贊成墮胎者就很難反駁,大抵也只能堅守「未出生就不算生命」的基礎,但這個基礎在以下的思想實驗便很難站得住腳: 假設一位女性死刑犯,在面對法務部執行死刑前確定腹中有胎兒,請問支持孕期胎兒非生命主義者,是否會支持因為懷孕而暫緩死刑? 若是,則理由是因為怕一屍兩「命」,還是支持生命形成未定論? 生命之外,另一個議題會圍繞在殺人。 一般而言,最死硬的宗教或最嚴格的人本哲學會完全禁絕任何個人對個人、制度對個人、社會對個人的殺人行為;然而對於大多數普通人來說,某種程度的制度或法律殺人是可接受的,例如死刑。但這會碰到畫下底線的問題。也就是能接受重大犯罪的死刑,是否意味著也能接受有條件下的殺人行為? 例如復仇者聯盟3的哲學觀就是個顯例。Thanos為了避免耗盡宇宙資源而無差別殺光一半的人(假設外星人也算人),是否是可接受的行為? 首先,反對論者通常是採康德式的尊重生命理論,認為人的價值無法衡量,所以就算殺人對整體社會有益,仍不能做這種事,否則就是毀滅人性價值。贊成論者通常會採效用主義,認為若殺1人可以帶來剩下99人的福祉增加,那麼這就是正義的。 效用主義的闕漏在以往很難說得清楚,但感謝復仇者聯盟3,上映後關於Thanos這個角色的突出性格就很好說明了:Thanos所殺的一半人當中,有沒有包含他自己? 若有,則很可能下次也會殺到他自己,那麼再下次資源瀕臨耗盡時,誰來執行拯救宇宙的任務? 若無,則Thanos的理念就不那麼崇高了,亦即他認為他自己的生命比其他人重要? 若此則眾生平等的理念就不攻自破。 效用主義的最大問題即在此,因為效用考量而賦予某種制度、法律、甚至是人的殺人權力,則究竟如何衡量效用便成為了爭點。由於很難衡量殺人後的效用增減,所以不應用此來當作指標。

台北米其林指南

我寫作比較懶惰,大概都等到話題比較過風頭了才來探究一番。 今天來寫點過時的話題:「台北米其林指南」。 米其林評鑑幾乎是世界美食的唯一指標了,本次來台灣我也是維持著一定程度的關心;然而名單出來之後覺得沒有甚麼亮點,反倒是觀察有一些。 首先本次三星、二星的餐廳我沒有一家有吃過,一星餐廳吃過2.5家,一家是教父牛排、另一家是侯布雄;勉強因為在新加坡吃過江振誠的「Restaurant ANDRE」,所以私心覺得RAW可以算0.5家。這個名單我認為是有些遺珠的,至少情感上鼎泰豐好吃不好吃是其次,他讓台灣名號走向國際功不可沒,就算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所以可見飲食是很重情感的。 然而本次米其林的台灣情感少了很多,我甚至幾乎大膽斷定評審應該都是香港人,即使選了明福、金蓬萊二家傳統台菜,但似乎感覺還是以奢華穩重度陪榜,其他我認為相當精巧的台灣料理連邊都碰不上,反倒是粵菜選了好幾家,其他除了法國菜是米其林一貫選擇,甚至我認為日本料理也都是偏向香港人的偏好。 「國族」的考量是飲食重要的一部份,但真要有意識地當稱職的食客,我認為很多哲學性的思考也相當重要。 我真正意識到飲食的哲學性應該是在歐洲念書時。當時我宿舍位在英國曼徹斯特Oxford Road後端,緊鄰印巴區,由於無法忍受英國超市肉類的羶臭味,我們通常轉往後面的清真(Halal)屠戶肉舖購買符合伊斯蘭教規的食物,後來針對飲食的習慣稍加了解,發現其實舊約聖經也是禁吃豬肉,幾個亞伯拉罕宗教的飲食規律非常相似。   當然我並不認為飲食與宗教連動是好事,但這些宗教的飲食規律卻讓我思考,是否對人類而言,追求飲食的規範也是人性崇高的來源之一? 後來我讀到一本非常好書,大致確立了我的一些想法:作者JULIAN BAGGINI所寫的「吃的美德:餐桌上的哲學思考」,他是一位非常聰明的哲學家,把一些關於人類如何看待飲食的哲學思考交代得非常清楚。所以我還是認為飲食必須是確定人性尊嚴的其中一部分。 以下是一些我覺得台灣人可能會要有的飲食哲學: 尊重在地的生活方式與精神,不以高檔為追求目標。 舉例來說,如果西班牙的tapas可以是一種飲食文化模式,那麼台灣人看待夜市小攤是否可能跳脫將習慣「打牙祭求溫飽」昇華成文化模式? 負責任地善待動物。 台灣許多宗教對飲食自有規範,但若要轉化為一體全國適用的文化,大概就只剩下負責任地善待動物此一種原則而已。例如追求最低痛苦程度的屠宰、盡量不吃會產生情感聯繫的動物等。 享受飲食。 這可能是台灣目前最缺乏的,也就是所謂追求「俗擱大碗」的心態。事實上「便宜」的台語發音原意是「淑」而不是「俗」;其實意旨不是便宜就好,而是物美價廉。在一片米其林的精緻飲食中,不知是否「淑」就是我們能追求的新方向呢?

人工智慧 、 沒有工作的收入

最近的AI發展浪潮當中,特斯拉的Elon Musk站在反對的那方,除了他所持的「危險論」之外,另外也有持「失業論」的反對者。關於勞動所佔的價值,在近二個世紀都有不少討論,但最終似乎是資本主義佔了上風,以下一個例子稍微說明現代人都習以為常的觀點。 一家以營利為目的的公司,起初可能會有幾位股東出資1,000元一同購買設備或充作周轉資金,再來若仍不足,可能會再向他人借款300元,然後才是找到好的人才協助公司運作;假設這家公司管理得當運氣也不錯,拿到一門好生意並收入500元,可以說這些人出錢出力都有功勞,所以這500元公司願意分出70元給債權人當作借款利息,剩下扣除出力的人拿到他們應得的30元薪水,剩下的500-70-30=400元可以說是股東因為慧眼投資應該得到的,股東們的財富累積變為1,000+400=1,400。 借款人利率70÷300=23%;股東的報酬率是400÷1000=40%;有人出1000想找好生意,有人願意出300提供資金,有人能出力幫助整個過程完成,結果無論是汽車、電腦、智慧型手機都由這個模式而被研發、生產、銷售。 上面看似大富翁遊戲的運作與決策便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基石,也幾乎可以說是我們能擁有現代化好生活的唯一驅動原因。但這個遊戲至少少了勞工的角色。 首先,我們很習慣反面說因為公司願意付出70元利息,而70元利息背後是23%利率,所以隱含70÷23%=300元債權。但30元薪水卻沒有利率,所以是否代表無法反算,所以沒有資產? 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公司願意出30元薪水,假設背後是隱含35%報酬率,則核算出的人力資本應該是30÷35%=86元。這個86元的資產是資本主義者最害怕的事,也是二世紀前馬克思及其後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主要爭點。 回顧過去歷史,「慣老闆」們並不是一直都忽略勞動力的資產價值的,只是我們已經太習慣現代資本主義的驅動模式,而又偏偏現代社會比較像科技驅動的社會,「資本投入」作為生產要素遠高過勞動的投入。以下幾個古典經濟學論點或許可以參考: Thomas Malthus把生產當作自生性的,認為其與土地大大相關,而且人口增長總有一天會讓經濟體承受不住。所以他沒有把人力資源當作投入產量的來源之一,所以他的觀點幾乎已不受現代重視。 所以他之後的David Ricardo或Adam Smith很精確地發現工業革命後,產出與人工不成正比,所以前者提出勞動價值論,後者發表國富論;前者促成Karl Marx發展社會主義觀點,後者則是創造了資本主義的基礎概念學門--經濟學。最後這種爭論大概由Robert Solow有了個不太完備的「各打五十大板」解釋:勞動、資本、創新是產出的三要素。 但現在AI出現了,人工、腦力或許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可能被取代,此時就不得不回歸Malthus的觀念:當經濟成長是自生性時,人類該怎麼辦?也就是說,當創新程度趨緩,不再需要資本投入,勞動價值也開始與經濟增長脫勾,人類應該如何自處? 歐美式的運動財務或許可以提供一些解答。 在我念碩士的城市有個馳名的足球隊曼聯,它的網站有公布財務報表,其中無形資產中,足球員的交易權利金是很大一部分,也就是說歐洲足球隊實質上有把員工薪水折現,紀錄在資產負債表當中。 這種做法看似違反直覺,以台灣的民法來說,也大概只有合夥制比較貼近這種處理方式,但是否我們得問,過去由於是科技驅動的經濟體,不把勞動價值放入企業財務計算中;但往後人類面臨科技增長遲緩或不增長,人類的價值又在經濟活動中被抹去,這會是我們理想的資本主義嗎? 我認為不是的,總有一天,現代以公司為主經濟型態將會大大改變,走向明確化保護勞動價值的方向。

比特幣崩盤: 幾種討論

貨幣的功能之一是要做為交易媒介,以Milton Friedman觀點而言,貨幣供給甚至是經濟增長的唯一來源。目前bitcoin大約4年發行量折半,最終穩定在約2100萬的總量,是否假設如果bitcoin真要當成日常交易的「通貨」,它支撐的經濟體經濟成長率也是逐年遞減? bitcoin的「挖礦」ICO意味著bitcoin和金本位時代一樣,是商品擔保的債權憑證,而不是純信用擔保的貨幣? 如果bitcoin不是純信用擔保,那麼當單位挖礦成本高過bicoin購買力,bitcoin就會崩盤了。這應該會在bitcoin流通量減速到一定程度時發生。 考量流通量增加,最近bitcoin的總市值會落在2000億美金以內;考慮bitcoin目前也有商品的特色,不完全是通貨,當市場進入升息緊縮循環,就會造成像當初2007年次貸一樣,因緊縮投機資金造成的危機。

文化 自由 槍

2018年2月美國佛羅里達又再度發生大規模校園槍擊事件,從很多角度觀察,擁槍自由是美國政治/社會歷史上的主議題之一,會與種族問題、貧富階級流動、宗教等並列。我曾經站在台灣人的立場認為,槍的問題是一件簡單的事,反正這種有殺傷力的危險物品不就是禁止為上嗎?後來才發現其實台灣(軍警以外)也還是有一群人被允許擁槍的,可見這事情的複雜度比起想像中高出許多,我稍微整理後的論點大概如下: 自由主義論點:指稱不管擁有什麼都是在人類與生俱來的自由權範疇內,國家不應該以公權力侵害。 不服從觀點:美國作為革命起家的老牌民主國家,對於推翻不合理的暴政這件事情大概是認真的,所以有一派美國人認為擁槍自重是為了預防不當的公權力侵害。 家園堡壘觀點與其延伸:美國人對於個人自由的觀念到極致大概就是家園堡壘的概念了,這大概從拓荒時期經常受到危害的生存權有關,認為自己家園受到生存的威脅,運用暴力手段抵抗是合理及合法的。 台灣的擁槍規定大概是從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5條而來: …基於原住民族之傳統文化、祭儀或非營利自用而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一條之罪者,不在此限…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所以事實上台灣原住民基於文化理由是可使用槍械的。這個理由與美國的全民適用性不太一樣,反倒是採用承認擁有槍枝是某類人不可或缺的文化一部分,看似法理學基礎薄弱,純粹從假定某個既定事實出發;然而這與美國人的觀點,尤其是當與他國對比時會相當有趣。 先考量看看自由主義論點。由自由主義出發是否意味著世界上其他標誌自由主義的國家卻不允許擁槍都是不公義的?我想答案相對明確,也就是通常在負面效應較大的議題上,就算自由主義也會很難擺脫效用觀點的陰影。也就是說,自由歸自由,但誤用槍械的後果實在過於嚴重,甚至嚴重到必須考慮限制此自由。 所以從家園堡壘的觀點出發或許比較可以站得住腳,但這裡的便不得不另外援引文化或歷史的脈絡來立論,整體而言邏輯性便會稍加混沌不明。也就是說,美國基於過往的拓荒與抗暴等等的歷史背景,擁有槍枝是基於尊重與傳承該段文化所為,並非有務實意義上的實用基礎,這樣的邏輯推理是否可能比較清晰一些? 乍看之下是,但這裡卻又要問所謂的文化與歷史是誰的文化與歷史?拓荒與抗暴的族群記憶是否僅限定某類白人後裔?若真為如此則是否擁槍文化不應存在新移民、原住民身上? 在這裡又無可避免再次引入平等原則,也就是說擁槍的權利雖然有其歷史脈絡,但基於槍枝本身除了歷史脈絡也確實有其實用價值,並不是像一尊雕像一樣在不同心目中有不同份量,所以一旦讓某族群的人從該實用價值處獲取好處,則全國所有人都必須適用。 回來觀察台灣原住民的擁槍,不知實用價值幾何?儀式性價值幾何?是否應該立論弊大於利而限縮擁有槍枝的權利只會由某類族群的人特有呢?

洗錢: 定義, 歷史

「洗錢」(Money Laundering)這個名詞其實不只是個比喻的用法,而是真實描繪歷史上利用洗衣店合法掩蓋非法犯罪的行為,是名符其實地利用洗衣機將髒錢清洗乾淨! 美國人通常不晾衣服而是用烘衣機,所以洗衣店在某些區域相當普遍,要說任何東西想要隱匿或變成「不顯眼」大概往洗衣店藏就對了。二十世紀初美國最著名的黑幫老大為芝加哥的艾爾卡彭(Al Capone),他除了諸多犯罪行為之外,也經營投幣式洗衣店,可別認為他對於洗衣服的生意獲利有興趣。美國政府當年一直苦於無法找到他的犯罪證據,其中一個原因便是艾爾卡彭非常有技巧地掩飾了他的犯罪行為,尤其是犯罪所得。據說他利用經營投幣式洗衣店,將非法活動的資金謊稱為洗衣店現金收入,並藉此將不法資金合理化並重新流入正常金融體系。 現在為二十一世紀,「洗錢」的技術發展至今已經非常成熟與多樣化,未必需要投幣式洗衣機,根據FATF的定義,洗錢可分為以下三階段: 處置:指將髒錢分批或合併存入金融體系當中,其方式可能透過多種金融工具或分開不同的時間點進行來達成掩飾目的。 多層化:進入金融體系後,會將資金藉由不同的金融交易手段執行程度不一的交換,使得資金來往的溯源更加困難。 整合:始髒錢最終要能夠走出金融體系並重回整體經濟系統裡,例如購置房地產、或購置上述艾爾卡彭用來掩飾犯罪的投幣式洗衣機。 所以實務上的認定,無論是個人或法人,只要資金的使用情形符合上述的態樣,那麼銀行就必需有能力指認這些交易為洗錢。而實際上,洗錢的方式當然不只單純以上三個階段,有可能是三個階段的排列與組合,也有可能因為時間差的關係在某一時間正好僅處在三個階段中的其中第二個。 無論如何,只要有疑慮,銀行就有責任通報,以台灣的實務,所謂通報明確來說就是對法務部調查局通報「疑似洗錢交易申報(Suspicious Activity Report,SAR)」,或「Suspicious Transaction Report,STR」。調查局是國家層級的「金融情報中心」FIU,負責綜整所有犯罪金流相關的情報,並在適當時機與國際合作共享。

計程車司機 的 勞基法

謝金河關於計程車司機的勞基法論點引發眾怒,我個人也蠻懷疑其真實性。但就在前幾天我還真的做到一位反對短工時的計程司機,我赫然發現這根本就是同溫層的世代差距問題,所以我也一直在找關於上一代為何對勞基法無感的原因,這篇文章算是有點出問題的。 我的那位計程司機說,上一版勞基法會造成台灣人晚上沒飯吃,因為餐廳會被迫在假日需休息。其實這又點出了更深層的問題:台灣如同許多亞洲國家一樣,有非常深的群體主義(communitarianism)色彩,也就是我與我的周邊環境互有連結、互相把一部分的個人自由託交或犧牲,用以連結外界。所以這位計程車司機的意思其實是,假日找不到餐廳吃飯,餐廳老闆需負責一部分責任,與我不想在家煮飯的責任相同。 所以其實戒嚴世代的觀念未必是出於「努力有成果」這種,反而比較像是「保甲制度」的連帶責任。這種觀念在經濟成長時期很有用,可以確保經濟成果德澤全民,也會營造一種社會和諧或所謂「台灣錢淹腳目」的美好想像。 然而近20年台灣的經濟降速,這種觀念的流弊就出現了。本來的努力共享成果反而轉變成要苦一起苦,而對整體社會福祉有很大侵害。 我其實想對那位計程司機說,假日找不到餐廳吃飯,那是你的問題,因為你不在家煮飯到底跟餐廳的責任何干? 關鍵評論:台灣的經濟觀由戒嚴一代決定,難怪《勞基法》被修成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