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政治、經濟、哲學

婚姻是愛情的墳墓, 為何你還要同婚?

11/24剛投完九合一大選,關於縣市長、議員、里長我都沒太大興趣,倒是一直關心的同婚公投讓我大感訝異。雖然我確實一直認為同婚公投會往反對的方向去,但投出來的票數如此懸殊,我卻從沒想過原來有進步傾向的人原來在台灣沒這麼多。 這不只在同志權益議題上有意義,我認為這其實廣泛地影響其他重要議題的大眾觀念上。我個人比較悲觀,這次的公投結果不只代表沉默多數認為同性戀「不正常」,且還至少代表有很大部分的大眾根深柢固也認為外勞社經地位次等、越南新娘是買賣、原住民加分不公平…等等。 我個人的哲學光譜偏左,我認為真正符合人權的婚姻甚至不應該只修民法,而是應該徹底把「婚姻」從民法拿掉,頂多保留一種政府認可的一對一「伴侶」制度,讓婚姻留在準私法領域即可。這種想法大概連目前的同運人士都很少想像過,他們的目標是修民法,讓婚姻適用同性二人。 這引發很多其他已婚人士的笑料,其中當然就是「婚姻是愛情的墳墓」這句話!因為諸多因素,似乎婚姻是消磨愛情的「良藥」,然而同志急於走向婚姻,顯然消磨愛情大概就是他們所需的吧!(開玩笑的啦) 轉換一步想,這就是錢鍾書所描述的「圍城」效應--裡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進不來。這會有一種隔離的美感,總覺得彼端才是比較好的。然而我們我們對於彼端的想像常常扭曲是事實,這也經常是美國單口喜劇的好素材,以下Bill Burr的Podcast觀點是蠻有趣的。 https://youtu.be/67OtrDCurSw 現在同運或同志友善人士有蠻重的白左傾向,在面對歧異的溝通很常是從鬥爭或革新的角度出發。當然如果我長期是社會的少數族群,這樣的態度當然是在所難免的。然而,偏偏同志運動的支持者大多都是社經地位稍高,或至少是受過較「多」教育的偏年輕人,對他們來說,同運某種程度也是一種區分你我的「畫線運動」,但,這真的是最好的方法嗎? Bill Burr也曾經提過美國南方的Duck Dynasty的南方老粗,在何種情況下會接受同性戀?同樣的問題我們也應該問自己:在何種情況之下,你我那位昨天還在逼問人怎麼不生男孩的阿公阿嬤會突然理解男生和男生可以結婚是正常的?我們對於對的事應當要堅持,這點絕對正確;但讓人改變想法的最佳解方真的是找人出來檢討和公審嗎? 最近很多人所做的策略多半是讓自己的小圈圈更小,聲音更被埋沒而已。 人權的進步在歷史上通常是數十年的進程,當中有訴諸悲情、抗爭、革命、不合作運動等策略都有。近年我認為最失敗的社會運動是「佔領華爾街」,多年過去,對於金融機構的放任不減反增,其中一個關鍵還是在於他方的同情,華爾街的代表人物George Soros在2011年竟然直接評論對佔領華爾街表示同情,然而多年過去,George Soros大概也沒有把他的不公平巨額所得讓出給普羅大眾。 這給我們的啟示在於,面對威權,尤其是建制且似有正當性的威權,顛覆它很困難,但它要顛覆我們,幾乎只要出面說說漂亮話「深表同情」就可以了。這幾乎可以說是人性的劣根性展露無遺!

反洗錢與法理學: 犯罪與洗錢的自然法初探

很少有人將法理學(Jurisprudence)引入反洗錢與反資恐(AML/CFT)的討論當中,但無論任何知識領域,哲學背景都一定是需要的。最近我就正在進行一個關於反洗錢的法理學研究,希望在我們執行洗錢防制時,引入更深層的一些理論基礎。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自然法,而在我的著作「洗錢防制法: 銀行業實務挑戰」中,有個有趣的案例關於捲尾猴以及牠的性交易(犯罪)行為,這會是一個好的出發點。 近代法理學領域中,自然法的討論逐漸式微,其一原因可能是訴諸宗教或道德等不太符合現代世俗社會實需,其二則是經過近代諸大哲關於法實證的熱烈討論,自然法已非顯學。然而在討論犯罪以及其衍生的洗錢、反洗錢,筆者認為自然法仍有其價值。誠然,犯罪或反洗錢之前置犯罪所關注的嚴重度(毒品、貪汙、恐攻等等)本就很容易使普通人產生望之卻步之心,所以對於未受法理學基礎訓練之普羅大眾,要求其訴諸基本直覺或道德而認定犯罪或洗錢是「壞」或「惡」並不需高深的哲學思考;雖然此種民粹式的訴求禁不起檢驗,但實況亦不能認定其沒有哲學價值,只不過當代法理學界對於縮小訴諸善惡訴求與嚴謹哲學之間的差距向來興趣不大而已。本文即嘗試再次強調此一問題意識的可能哲學解。 由於自然法已先由諸多近代哲學家駁斥,故關於犯罪的自然法,筆者欲先另闢蹊徑,從自然界的實例角度切入,並以較少人採用的眼光開展自然法的討論,以下二個案例為筆者在反洗錢教育訓練經常提出供受訓者參考者: 案例一來源為2006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科學家Keith Chen的一篇論文 ,他的團隊訓練智力頗高的捲尾猴 使用代幣換取食物,捲尾猴想吃某食物,科學家便索要代幣,經過行為反應強化,牠們就知道想吃哪些食物需要用幾個代幣交換。在未考慮是否理解貨幣的性質之前,這種行為在心理學充其量是行為學派的「刺激-反映」模式 ,和教寵物為了有零食可吃而做出把戲的過程相仿。然而科學家卻無意間發現某天公捲尾猴給出代幣給母捲尾猴,然後牠們發生性關係,完事後母捲尾猴拿代幣來換食物。科學家解讀此行為為性交易。 案例二則是一則新聞:一部紀錄片揭露了海豚出於「有趣」,可能故意玩弄(用嘴戳、咬)河豚,讓河豚生氣釋放出毒素後「吸毒」並因其作用獲得欣快感 。 筆者提出此二個案例的目的在於引發思想實驗,逼使筆者教育訓練課程中的受訓者思考下列幾個問題: 第一、上述二個行為是否需被介入阻止?哪個較需被阻止? 第二、若需阻止,理由是否為基於自然界的「不應有」行為? 第三、若需阻止,理由是否為其行為係屬人類介入後所「發現」的「性本惡」,所以基於不應由人類引發非人類的人類化惡行而阻止之? 第四、若需阻止,則是否仍由人類為之? 第五、判斷海豚吸毒(未有人類介入)、捲尾猴性交易(因人類引發)二者之間應被阻止是否有差異性? 據筆者逼迫受訓者做思想實驗所得出的結論大致為:原始自然界中未有人類介入下,動物所作之任何行為,均係出於其自然求生之生物本能,故人類都應視其為中性的,不應對其產生對錯或善惡之評價標籤。然而若某些行為係由人類引發,則不應視其為存在自然本性而人類僅「發現」而已,應該對其行為有對錯或善惡的「應然」考量。另外,由人類引發者,更應進一步分辨其善惡,應當為善者,可不需阻止但亦不應鼓勵;然而應當為惡者,則應該阻止。 顯見從自然界範疇過渡到人類界範疇時,吾人傾向開始援引某種人類的「本質」來對善惡對錯展開評價,即使行為主體是動物也一樣。故可知吾人並沒有在自然界與人類界畫下明確法理學界線,且該明確界線劃定自然界此邊是混沌基因本能驅動,無對錯善惡之分;人類界彼邊都只有實證觀察下的實然,且具備評判善惡對錯的基本性質。 這在探討海豚吸毒與捲尾猴性交易之間的差異便相當明確了,海豚吸毒被視為自然行為而當作笑話;捲尾猴卻因為使用了「金錢」這種高度人類智識理解下的工具,而產生某些人類需要善惡對錯評價的行為,造成捲尾猴性交易跨越在自然與人類的過渡區,所以人類會開始萌發善惡對錯評價的意識。筆者認為此「過渡區」即為自然法在解釋某些先驗道德或宗教應為時所亟欲推理之處。 除了哲學史進展歷程所提出的諸多人類道德或人類本質應然外,當代關於此一觀點的代表人物為John Finnis,他所提出最著名的嘗試為人類七種基本價值 ,包含生命、知識、娛樂、審美、社會連結、理性、宗教等,並視人類所有行為均以追求此七種基本價值為目標。當然John Finnis的理論招致許多批評,其中過於明確臚列七種基本價值就容易產生跨文化、跨國家間的歧異。本文咸認此並無損其法理學上的價值,故問題應當在討論法理學中的幾個自然法探究範疇:即究竟在尋求人類思想上的優越性來源為何(道德、宗教、人性本善、七種基本價值)?當代自然法對於此種索求讓步了哪些?讓步到了何種程度?且是否造成實然與應然的部分連結斷線?諸自然法理論是否有隱含用道德導引法律人判斷的作用 ? 因此,若不像John Finnis明確列出七種,稍微修正對於捲尾猴性交易的看法,大致可知從自然法的角度,人類確實有追求某些基本價值的本能,且此種追求並非人類在尋求法律之上的任一種優越、超越性存在,反而是一種在自然界往人類界過渡過程中的基本原則,而此些原則或許會以善惡對錯的面貌產生,也可能以「道德」的長相出現,進而對於法律人判斷對於某些行為之阻止與否產生效果。

愛爾蘭: 墮胎與薩諾斯使命的思想實驗

愛爾蘭在本周通過公投,結論是撤除憲法第八修正案,讓愛爾蘭境內的墮胎合法化。所謂第八修正案規定只有在孕婦生命面臨危險或一些不可抗的情形之下才能合法墮胎。墮胎在歐美大概已經與種族、槍枝等等,是社會大眾歧異最深的議題之一。圍繞在是否能墮胎的議題之下,其核心是孕婦腹中胎兒究竟是否是生命? 以及人是否能剝奪他人生命? 這二個問題是根本核心,且需要蠻深刻的哲學思考,也經常是困擾思考者的惱人之處。 先談談關於胎兒是否算生命的問題。 首先贊成墮胎的大多持「胎兒不算生命」的論點,並抱持需要尊重女性身體自主權而立論。這種論點被批評的可能性有二: 其一,胎兒自始自終,無論週數,都算生命;只是這種非黑即白的定論很容易被質疑,也經常流於無邏輯基礎的立場之爭。所以通常會被接受受的是其二: 也就是胎兒形成生命的階段有灰色地帶,在未知哪階段確立是生命的不確定性,保守而論應該從一而釋把整個孕期的胎兒視作生命。 如此立論下,贊成墮胎者就很難反駁,大抵也只能堅守「未出生就不算生命」的基礎,但這個基礎在以下的思想實驗便很難站得住腳: 假設一位女性死刑犯,在面對法務部執行死刑前確定腹中有胎兒,請問支持孕期胎兒非生命主義者,是否會支持因為懷孕而暫緩死刑? 若是,則理由是因為怕一屍兩「命」,還是支持生命形成未定論? 生命之外,另一個議題會圍繞在殺人。 一般而言,最死硬的宗教或最嚴格的人本哲學會完全禁絕任何個人對個人、制度對個人、社會對個人的殺人行為;然而對於大多數普通人來說,某種程度的制度或法律殺人是可接受的,例如死刑。但這會碰到畫下底線的問題。也就是能接受重大犯罪的死刑,是否意味著也能接受有條件下的殺人行為? 例如復仇者聯盟3的哲學觀就是個顯例。Thanos為了避免耗盡宇宙資源而無差別殺光一半的人(假設外星人也算人),是否是可接受的行為? 首先,反對論者通常是採康德式的尊重生命理論,認為人的價值無法衡量,所以就算殺人對整體社會有益,仍不能做這種事,否則就是毀滅人性價值。贊成論者通常會採效用主義,認為若殺1人可以帶來剩下99人的福祉增加,那麼這就是正義的。 效用主義的闕漏在以往很難說得清楚,但感謝復仇者聯盟3,上映後關於Thanos這個角色的突出性格就很好說明了:Thanos所殺的一半人當中,有沒有包含他自己? 若有,則很可能下次也會殺到他自己,那麼再下次資源瀕臨耗盡時,誰來執行拯救宇宙的任務? 若無,則Thanos的理念就不那麼崇高了,亦即他認為他自己的生命比其他人重要? 若此則眾生平等的理念就不攻自破。 效用主義的最大問題即在此,因為效用考量而賦予某種制度、法律、甚至是人的殺人權力,則究竟如何衡量效用便成為了爭點。由於很難衡量殺人後的效用增減,所以不應用此來當作指標。

台北米其林指南

我寫作比較懶惰,大概都等到話題比較過風頭了才來探究一番。 今天來寫點過時的話題:「台北米其林指南」。 米其林評鑑幾乎是世界美食的唯一指標了,本次來台灣我也是維持著一定程度的關心;然而名單出來之後覺得沒有甚麼亮點,反倒是觀察有一些。 首先本次三星、二星的餐廳我沒有一家有吃過,一星餐廳吃過2.5家,一家是教父牛排、另一家是侯布雄;勉強因為在新加坡吃過江振誠的「Restaurant ANDRE」,所以私心覺得RAW可以算0.5家。這個名單我認為是有些遺珠的,至少情感上鼎泰豐好吃不好吃是其次,他讓台灣名號走向國際功不可沒,就算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所以可見飲食是很重情感的。 然而本次米其林的台灣情感少了很多,我甚至幾乎大膽斷定評審應該都是香港人,即使選了明福、金蓬萊二家傳統台菜,但似乎感覺還是以奢華穩重度陪榜,其他我認為相當精巧的台灣料理連邊都碰不上,反倒是粵菜選了好幾家,其他除了法國菜是米其林一貫選擇,甚至我認為日本料理也都是偏向香港人的偏好。 「國族」的考量是飲食重要的一部份,但真要有意識地當稱職的食客,我認為很多哲學性的思考也相當重要。 我真正意識到飲食的哲學性應該是在歐洲念書時。當時我宿舍位在英國曼徹斯特Oxford Road後端,緊鄰印巴區,由於無法忍受英國超市肉類的羶臭味,我們通常轉往後面的清真(Halal)屠戶肉舖購買符合伊斯蘭教規的食物,後來針對飲食的習慣稍加了解,發現其實舊約聖經也是禁吃豬肉,幾個亞伯拉罕宗教的飲食規律非常相似。   當然我並不認為飲食與宗教連動是好事,但這些宗教的飲食規律卻讓我思考,是否對人類而言,追求飲食的規範也是人性崇高的來源之一? 後來我讀到一本非常好書,大致確立了我的一些想法:作者JULIAN BAGGINI所寫的「吃的美德:餐桌上的哲學思考」,他是一位非常聰明的哲學家,把一些關於人類如何看待飲食的哲學思考交代得非常清楚。所以我還是認為飲食必須是確定人性尊嚴的其中一部分。 以下是一些我覺得台灣人可能會要有的飲食哲學: 尊重在地的生活方式與精神,不以高檔為追求目標。 舉例來說,如果西班牙的tapas可以是一種飲食文化模式,那麼台灣人看待夜市小攤是否可能跳脫將習慣「打牙祭求溫飽」昇華成文化模式? 負責任地善待動物。 台灣許多宗教對飲食自有規範,但若要轉化為一體全國適用的文化,大概就只剩下負責任地善待動物此一種原則而已。例如追求最低痛苦程度的屠宰、盡量不吃會產生情感聯繫的動物等。 享受飲食。 這可能是台灣目前最缺乏的,也就是所謂追求「俗擱大碗」的心態。事實上「便宜」的台語發音原意是「淑」而不是「俗」;其實意旨不是便宜就好,而是物美價廉。在一片米其林的精緻飲食中,不知是否「淑」就是我們能追求的新方向呢?

人工智慧 、 沒有工作的收入

最近的AI發展浪潮當中,特斯拉的Elon Musk站在反對的那方,除了他所持的「危險論」之外,另外也有持「失業論」的反對者。關於勞動所佔的價值,在近二個世紀都有不少討論,但最終似乎是資本主義佔了上風,以下一個例子稍微說明現代人都習以為常的觀點。 一家以營利為目的的公司,起初可能會有幾位股東出資1,000元一同購買設備或充作周轉資金,再來若仍不足,可能會再向他人借款300元,然後才是找到好的人才協助公司運作;假設這家公司管理得當運氣也不錯,拿到一門好生意並收入500元,可以說這些人出錢出力都有功勞,所以這500元公司願意分出70元給債權人當作借款利息,剩下扣除出力的人拿到他們應得的30元薪水,剩下的500-70-30=400元可以說是股東因為慧眼投資應該得到的,股東們的財富累積變為1,000+400=1,400。 借款人利率70÷300=23%;股東的報酬率是400÷1000=40%;有人出1000想找好生意,有人願意出300提供資金,有人能出力幫助整個過程完成,結果無論是汽車、電腦、智慧型手機都由這個模式而被研發、生產、銷售。 上面看似大富翁遊戲的運作與決策便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基石,也幾乎可以說是我們能擁有現代化好生活的唯一驅動原因。但這個遊戲至少少了勞工的角色。 首先,我們很習慣反面說因為公司願意付出70元利息,而70元利息背後是23%利率,所以隱含70÷23%=300元債權。但30元薪水卻沒有利率,所以是否代表無法反算,所以沒有資產? 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公司願意出30元薪水,假設背後是隱含35%報酬率,則核算出的人力資本應該是30÷35%=86元。這個86元的資產是資本主義者最害怕的事,也是二世紀前馬克思及其後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主要爭點。 回顧過去歷史,「慣老闆」們並不是一直都忽略勞動力的資產價值的,只是我們已經太習慣現代資本主義的驅動模式,而又偏偏現代社會比較像科技驅動的社會,「資本投入」作為生產要素遠高過勞動的投入。以下幾個古典經濟學論點或許可以參考: Thomas Malthus把生產當作自生性的,認為其與土地大大相關,而且人口增長總有一天會讓經濟體承受不住。所以他沒有把人力資源當作投入產量的來源之一,所以他的觀點幾乎已不受現代重視。 所以他之後的David Ricardo或Adam Smith很精確地發現工業革命後,產出與人工不成正比,所以前者提出勞動價值論,後者發表國富論;前者促成Karl Marx發展社會主義觀點,後者則是創造了資本主義的基礎概念學門--經濟學。最後這種爭論大概由Robert Solow有了個不太完備的「各打五十大板」解釋:勞動、資本、創新是產出的三要素。 但現在AI出現了,人工、腦力或許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可能被取代,此時就不得不回歸Malthus的觀念:當經濟成長是自生性時,人類該怎麼辦?也就是說,當創新程度趨緩,不再需要資本投入,勞動價值也開始與經濟增長脫勾,人類應該如何自處? 歐美式的運動財務或許可以提供一些解答。 在我念碩士的城市有個馳名的足球隊曼聯,它的網站有公布財務報表,其中無形資產中,足球員的交易權利金是很大一部分,也就是說歐洲足球隊實質上有把員工薪水折現,紀錄在資產負債表當中。 這種做法看似違反直覺,以台灣的民法來說,也大概只有合夥制比較貼近這種處理方式,但是否我們得問,過去由於是科技驅動的經濟體,不把勞動價值放入企業財務計算中;但往後人類面臨科技增長遲緩或不增長,人類的價值又在經濟活動中被抹去,這會是我們理想的資本主義嗎? 我認為不是的,總有一天,現代以公司為主經濟型態將會大大改變,走向明確化保護勞動價值的方向。

比特幣崩盤: 幾種討論

貨幣的功能之一是要做為交易媒介,以Milton Friedman觀點而言,貨幣供給甚至是經濟增長的唯一來源。目前bitcoin大約4年發行量折半,最終穩定在約2100萬的總量,是否假設如果bitcoin真要當成日常交易的「通貨」,它支撐的經濟體經濟成長率也是逐年遞減? bitcoin的「挖礦」ICO意味著bitcoin和金本位時代一樣,是商品擔保的債權憑證,而不是純信用擔保的貨幣? 如果bitcoin不是純信用擔保,那麼當單位挖礦成本高過bicoin購買力,bitcoin就會崩盤了。這應該會在bitcoin流通量減速到一定程度時發生。 考量流通量增加,最近bitcoin的總市值會落在2000億美金以內;考慮bitcoin目前也有商品的特色,不完全是通貨,當市場進入升息緊縮循環,就會造成像當初2007年次貸一樣,因緊縮投機資金造成的危機。

文化 自由 槍

2018年2月美國佛羅里達又再度發生大規模校園槍擊事件,從很多角度觀察,擁槍自由是美國政治/社會歷史上的主議題之一,會與種族問題、貧富階級流動、宗教等並列。我曾經站在台灣人的立場認為,槍的問題是一件簡單的事,反正這種有殺傷力的危險物品不就是禁止為上嗎?後來才發現其實台灣(軍警以外)也還是有一群人被允許擁槍的,可見這事情的複雜度比起想像中高出許多,我稍微整理後的論點大概如下: 自由主義論點:指稱不管擁有什麼都是在人類與生俱來的自由權範疇內,國家不應該以公權力侵害。 不服從觀點:美國作為革命起家的老牌民主國家,對於推翻不合理的暴政這件事情大概是認真的,所以有一派美國人認為擁槍自重是為了預防不當的公權力侵害。 家園堡壘觀點與其延伸:美國人對於個人自由的觀念到極致大概就是家園堡壘的概念了,這大概從拓荒時期經常受到危害的生存權有關,認為自己家園受到生存的威脅,運用暴力手段抵抗是合理及合法的。 台灣的擁槍規定大概是從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5條而來: …基於原住民族之傳統文化、祭儀或非營利自用而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一條之罪者,不在此限…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所以事實上台灣原住民基於文化理由是可使用槍械的。這個理由與美國的全民適用性不太一樣,反倒是採用承認擁有槍枝是某類人不可或缺的文化一部分,看似法理學基礎薄弱,純粹從假定某個既定事實出發;然而這與美國人的觀點,尤其是當與他國對比時會相當有趣。 先考量看看自由主義論點。由自由主義出發是否意味著世界上其他標誌自由主義的國家卻不允許擁槍都是不公義的?我想答案相對明確,也就是通常在負面效應較大的議題上,就算自由主義也會很難擺脫效用觀點的陰影。也就是說,自由歸自由,但誤用槍械的後果實在過於嚴重,甚至嚴重到必須考慮限制此自由。 所以從家園堡壘的觀點出發或許比較可以站得住腳,但這裡的便不得不另外援引文化或歷史的脈絡來立論,整體而言邏輯性便會稍加混沌不明。也就是說,美國基於過往的拓荒與抗暴等等的歷史背景,擁有槍枝是基於尊重與傳承該段文化所為,並非有務實意義上的實用基礎,這樣的邏輯推理是否可能比較清晰一些? 乍看之下是,但這裡卻又要問所謂的文化與歷史是誰的文化與歷史?拓荒與抗暴的族群記憶是否僅限定某類白人後裔?若真為如此則是否擁槍文化不應存在新移民、原住民身上? 在這裡又無可避免再次引入平等原則,也就是說擁槍的權利雖然有其歷史脈絡,但基於槍枝本身除了歷史脈絡也確實有其實用價值,並不是像一尊雕像一樣在不同心目中有不同份量,所以一旦讓某族群的人從該實用價值處獲取好處,則全國所有人都必須適用。 回來觀察台灣原住民的擁槍,不知實用價值幾何?儀式性價值幾何?是否應該立論弊大於利而限縮擁有槍枝的權利只會由某類族群的人特有呢?

洗錢: 定義, 歷史

「洗錢」(Money Laundering)這個名詞其實不只是個比喻的用法,而是真實描繪歷史上利用洗衣店合法掩蓋非法犯罪的行為,是名符其實地利用洗衣機將髒錢清洗乾淨! 美國人通常不晾衣服而是用烘衣機,所以洗衣店在某些區域相當普遍,要說任何東西想要隱匿或變成「不顯眼」大概往洗衣店藏就對了。二十世紀初美國最著名的黑幫老大為芝加哥的艾爾卡彭(Al Capone),他除了諸多犯罪行為之外,也經營投幣式洗衣店,可別認為他對於洗衣服的生意獲利有興趣。美國政府當年一直苦於無法找到他的犯罪證據,其中一個原因便是艾爾卡彭非常有技巧地掩飾了他的犯罪行為,尤其是犯罪所得。據說他利用經營投幣式洗衣店,將非法活動的資金謊稱為洗衣店現金收入,並藉此將不法資金合理化並重新流入正常金融體系。 現在為二十一世紀,「洗錢」的技術發展至今已經非常成熟與多樣化,未必需要投幣式洗衣機,根據FATF的定義,洗錢可分為以下三階段: 處置:指將髒錢分批或合併存入金融體系當中,其方式可能透過多種金融工具或分開不同的時間點進行來達成掩飾目的。 多層化:進入金融體系後,會將資金藉由不同的金融交易手段執行程度不一的交換,使得資金來往的溯源更加困難。 整合:始髒錢最終要能夠走出金融體系並重回整體經濟系統裡,例如購置房地產、或購置上述艾爾卡彭用來掩飾犯罪的投幣式洗衣機。 所以實務上的認定,無論是個人或法人,只要資金的使用情形符合上述的態樣,那麼銀行就必需有能力指認這些交易為洗錢。而實際上,洗錢的方式當然不只單純以上三個階段,有可能是三個階段的排列與組合,也有可能因為時間差的關係在某一時間正好僅處在三個階段中的其中第二個。 無論如何,只要有疑慮,銀行就有責任通報,以台灣的實務,所謂通報明確來說就是對法務部調查局通報「疑似洗錢交易申報(Suspicious Activity Report,SAR)」,或「Suspicious Transaction Report,STR」。調查局是國家層級的「金融情報中心」FIU,負責綜整所有犯罪金流相關的情報,並在適當時機與國際合作共享。

計程車司機 的 勞基法

謝金河關於計程車司機的勞基法論點引發眾怒,我個人也蠻懷疑其真實性。但就在前幾天我還真的做到一位反對短工時的計程司機,我赫然發現這根本就是同溫層的世代差距問題,所以我也一直在找關於上一代為何對勞基法無感的原因,這篇文章算是有點出問題的。 我的那位計程司機說,上一版勞基法會造成台灣人晚上沒飯吃,因為餐廳會被迫在假日需休息。其實這又點出了更深層的問題:台灣如同許多亞洲國家一樣,有非常深的群體主義(communitarianism)色彩,也就是我與我的周邊環境互有連結、互相把一部分的個人自由託交或犧牲,用以連結外界。所以這位計程車司機的意思其實是,假日找不到餐廳吃飯,餐廳老闆需負責一部分責任,與我不想在家煮飯的責任相同。 所以其實戒嚴世代的觀念未必是出於「努力有成果」這種,反而比較像是「保甲制度」的連帶責任。這種觀念在經濟成長時期很有用,可以確保經濟成果德澤全民,也會營造一種社會和諧或所謂「台灣錢淹腳目」的美好想像。 然而近20年台灣的經濟降速,這種觀念的流弊就出現了。本來的努力共享成果反而轉變成要苦一起苦,而對整體社會福祉有很大侵害。 我其實想對那位計程司機說,假日找不到餐廳吃飯,那是你的問題,因為你不在家煮飯到底跟餐廳的責任何干? 關鍵評論:台灣的經濟觀由戒嚴一代決定,難怪《勞基法》被修成這樣

喜劇與道德的界線 買錯洗髮精的哲學反思

最近美國的單口喜劇越來越喜歡挑戰比較禁忌的議題,幾個我比較喜歡的例如Russell Peters通常拿種族開玩笑;Bill Burr通常觸及社會一些敏感議題;當然也有大師級但可惜已經過世的George Carlin對於政治、宗教等的反思也很精彩。 但Louis CK拿戀童癖開玩笑,大致就是說社會應該拿病態以外的角度看待這些心理不正常的人,卻引發喧然大波,批評者認為無論如何都不應該拿碰觸他人傷痛的事情說嘴,另一派則認為「意圖」才重要,只要出發點意圖是好的則不應過度批評。 這其實牽扯長年的哲學問題,究竟ends重要還是means重要?是結果論的目標為重,還是達成目的手段為評價的依據?這是道德或正義理論相當重要的大哉問,不只喜劇表演者,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碰到這種兩難。 大的不說,小事則很容易判斷。 假設我今天心心念念想買洗髮精,走到家樂福卻買成潤髮乳,此種情境下,任誰都很難支持所謂意圖比結果重要的說法,畢竟買錯即是錯,結果論才是依歸。 但人類一旦攤上大事,結果則因為諸多外部因素很難控制,此時單就結果評斷未免不公,那就是意圖論佔上風了。政治人物失言、工廠環保議題都經常屬於這種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