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20

市場動盪後的資本市場監管:與反洗錢似曾相識的資本市場合規

Share on facebook Share on linkedin Share on google Share on twitter 台灣在2016年首次因兆豐案領受到國際監管法規的力道,後又在2017-2019期間迎來APG反洗錢相互評鑑而經歷了一輪反洗錢的大改造;不過很少人聯想得到,這其實是在2007-2009之交的金融海嘯後,由美國所開始的一連串金融規管改革所致。除了開始在反洗錢領域擴大對國際金融機構查核與裁罰,美國政府更透過Dodd-Frank法案(華爾街改革及消費者保護法案)進一步緊縮資本市場的管理。其中最受到台灣資本市場合規領域人士注意的Volcker Rule(沃爾克規則)則具體體現美國規管的鐘擺又從自由放任轉向高度監管的方向。 別忘了,台灣早在1996年就有反洗錢法規,也早在千禧年初期就有要求金融業架構「紅旗警訊」來偵測金融業的洗錢現象,卻晚至2016年後受美國裁罰才開始重視整體的制度建構;我們憂心同樣的狀況會發生在資本市場合規領域──在金融海嘯後就有的國際合規制度,卻長期在台灣並沒有制度化、架構化、法制化的受金融業或金融主管機關重視,這其實是繼反洗錢後的下一個隱憂。 因此,是時候來關注台灣金融業很少注意到的Dodd-Frank法案當中,更多關於如何處理金融市場合規的技術細節了。如同反洗錢的「態樣」,資本市場合規領域也有許多國際關注的異常行為焦點,以下略舉一些範例作為拋磚引玉:  浮濫排擠交易(Abusive Squeeze)關注刻意大量下單在與市場多空相反方向的部位。 自營部位偷跑(Front Running)關注在同時有客戶單與自營部位的情況下,自營部門利用資訊不對稱偷跑先執行交易的情況。 收盤/開盤價格操縱(Marking the Close/Open)關注於開/收盤集中競價或撮價方式不同之時段下單方式異常,用以偵測在特定時段的價格操縱行為。這在台灣2020年開始由集中競價改為逐筆撮合的時空背景下應該相對更受注意才是。 騙單價格操縱(Spoofing)關注大量佈單吸引其他投資人建立部位,且迅速在將成交之際大量取消。 拉高再倒貨/壓低再買進(Pump and Dump/Trash and Cash)關注以手法刻意衝高價格,再大量出售並倒貨。或刻意壓低價格後再大量買進。 清洗交易(Wash Trades)關注在特定時間區間,同一交易人對某證券大量同時買及賣,意圖製造交易量或交易價格的假象。 量能煽動(Momentum Ignition)關注由刻意的「煽動者」執行相對大量交易,目的在於誘發他人的跟單交易來達成快速價格波動。 最後,已經有較成熟的態樣則是內線交易(Insider Trading),關注前得知內部訊息,並藉此下單獲利。 相信大部的人除了「內線交易」是略有所聞之外,對於其他態樣則是相當陌生的。這就是我們希望能提醒的隱憂──若台灣的金融業、主管機關、資本市場參與者都未有內線交易「僅」是更廣泛的資本市場合規範疇下的一小部分「之一」的觀念,那麼更遑論能夠從制度化、架構化、法制化的成熟手段來控管此領域的風險。 值此同時,因為新冠肺炎疫情所引發的許多資本市場動盪已經開始逐漸發酵,美國與世界範圍在防疫作為同時也逐漸認識到資本市場的狀況,所以是否會重演金融海嘯後對於各內稽內控/法遵/合規/風險管理領域的重新審視? 若答案為是,則更成熟的資本市場合規作為是絕對必要的!  

需求雙重巧合與台灣式攀談得利法

Share on facebook Share on linkedin Share on google Share on twitter 貨幣理論中的雙重巧合(Double Coincidence of Wants)是貨幣銀行學的重要基礎,也是很多學者在推論貨幣出現的必然性時經常援引的假設。這個理論大意是訴求想像一個原始社會,可能A農夫生產農產品,但需要一把鋤頭,所以跑去找B鐵匠,然而鐵匠卻不需要農產品,反而需要衣服,此時如果沒有雙方需求的剛好一致,則A農夫無法和B鐵匠交換,因為要的東西不同。 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下,貨幣的出現是必然的,也就是說雖然B鐵匠可能不需要農產品,但是只要他們都能利用金錢交易,那麼雙重的需求巧合也不一定要產生。這個場景便幾乎是現代支持貨幣發展與使用的最佳案例。 然而近代有非常多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但由於基本上都不是經濟學領域,所以不太受到經濟圈子裡的重視。但我認為這些跨領域的研究是對於洗錢領域的運作方式有很深刻的啟發,畢竟洗錢關心的一部份是價值的移轉,而價值的移轉卻有很大一部分是經過非貨幣完成,所以如果我們太執著在「金錢」,則很容易失焦。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社會人類學中的,由Bronislaw Malinowski觀察到的Kula Ring現象,這是在巴布亞紐幾內亞發現的現象,這裡的部落不使用貨幣,反之是用一套嚴密複雜的禮物系統做威望的建立與交換的達成,簡單來說,我送你禮物,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當下你需要的貨物,但這保證下次當我需要某種必需品時,你一定會因為某種不可抗拒的理由也提供給我。 這種類似共產又像合作經濟的現象在已經使用貨幣很久的文化可能很難理解,但事實上這個在台灣也經常發生,只是我們很少關注而已。 簡單來說這只是一個跟鄰居借蔥借醬油的行為而已。 在沒有貨幣與沒有需求的雙重巧合之下,如何確保價值機換呢?又或者,為何我能有信心走出家門,向鄰居敲門,並且確定他一定會提供給我我所需的物品,而且不需要金錢交換呢?這其中的機轉非常耐人尋味。 或許有些人說這只可能在熟識的人之間發生,但昨天我再搭公車時卻發現,台灣人會有一套機制讓這件事成立,而且即使是陌生人也是成立的。 我回家必須做稍微長途的國道客運,通常因為必須行經高速公路,所以在不能有站票又座位有限的狀況之下,經常客運滿了就必須搭乘下一班車,在趕時間的狀況之下被拒絕上車應該是所有國道客運乘客最感不適的情況;當然深層心理,能訴求本能插個隊一定是最能符合個人利益,不過基於一般可想而知的社會限制與常識,一般人是不會插隊的。 但我卻發現排隊在我後一位的人開始與我前一位排隊的乘客攀談,首先她說她從宜蘭過來,坐了很久的車很累,現在要再搭下一班車道目的地,然後她們開始聊今天菜市場的概況,再聊到就醫與子女,然後接下來排在我後面的乘客對我前面的乘客很自然地說了一句「啊我排在你後面」後,就走向我的前方將我的排隊位置硬生生後擠一位。 起初我以為這二位彼此認識,而通常若是結伴同行,一般往前排位我們大概不會視為插隊,就大概是當成給人方便罷了;然而上車後我發現這二人根本不認識,下車地方也不同,我等到車開了一陣子後才赫然發現我剛剛被插隊了! 其實仔細思考,這其實在台灣社會很常發生,我姑且稱它作「臨時陌生攀談交易得利法」,主要來自於完全陌生的一人為了取得需求巧合,在與陌生人攀談後便可建立迅速且短期的夥伴關係,然後取得所需的貨物或服務。這個現象如果套用在巴布亞紐幾內亞的禮物系統幾乎可以視為整體社會的擴大版,而且似乎已經被形塑成台灣整體的共識,似乎被攀談的人是有機會在下一次轉化為跟人攀談的角色,近一步取得威信然後交換貨物或服務,這保證了貨幣性質的弱化,也讓台灣社會某種程度不需要貨幣來達成需求的雙重巧合。 在2019年APG發布的APG Yearly Typologies Report,其中4.12有一個Use of nominees, trusts, family members or third parties,基本上是敘述利用人頭或家族成員的代理人洗錢問題,這讓我想到國際上對於台灣百思不得其解的車手、人頭氾濫現象,且我們也很難想像怎麼會有人傻到提供帳戶供詐騙使用?不過若我們再思考,如果這用「臨時陌生攀談交易得利法」解釋則能通了。 確實台灣人某種心理層面有個弱點,那就是一旦產生連結,就很難拒絕,所以這也就是為何台灣人頭戶猖獗的可能原因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