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une 2019

香港送中 阿姆饒舌 台灣傾中

Share on facebook Share on linkedin Share on google Share on twitter 今天改來寫樂評。 Eminem被很多人視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饒舌歌手,而就像世界上多數的藝術形式,Rap也已經歷經好幾個世代,各個陣營都有所好。近年的戰場大概是mumble v.s. lyrical,也就是對比有歌詞深意的rap對比含滷蛋的亂唱的rap;但上個世代(我指1980s-2000s)主要還是饒舌和非饒舌的世代對立。 Eminem的很多歌是被視作「歌詞派」饒舌的經典,但可以理解的,1980年代前的流行是像Beatles式的pop,描繪的是中規中矩的美好,稍有叛逆也頂多是Elvis般的花俏。所以對經歷過這個年代的人來說,饒舌簡直是反社會兼大逆不道的,尤其是rap本來就經常與槍、性、金錢連結,又幾乎沒有旋律只有重視歌詞,當然很容易被當作為發展完成的藝術形式。 前幾天看到下面這個相當有趣的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ay4E0qsGy8 基本上是把歌詞分離成類似詩的形式,先請「長輩」讀過,解析過文字後,才和他們說這是Eminem的歌,然後才讓他們搭配節奏聽全曲。 相當令我驚訝地,大部分的長輩再讀完歌詞後通常是持正面評價;詳細內容我就不寫,但基本上這和我的體驗差不多:饒舌再搭配音樂一起聽的時候,最顯著的是罵髒話的歌詞。原因當然是本來饒舌的原始功能就是對罵,其二是因為饒舌歌手經常把髒話下在重beat上,以至於沒有深入去聽饒舌的人很容易覺得饒舌就是一堆負面的元素彙集再一起。 某種角度來說這是很奇怪的,畢竟Eminem拿過好幾個葛萊美,如果他完全都是在傳達負面訊息,他是不可能登大雅之堂的。所以事實上Eminem的歌詞大多非常有深意,和他成長的環境與年輕時遇過的困境非常相關,以下舉一個他描述他在表演時的心境的經典歌曲Lose Yourself其中一段歌詞來看看: 「(當我饒舌時)靈魂出逃,從我的開闔的嘴;世界屬於我,若我願取;那麼讓我為王吧!不妨讓我領導一個新的世界」 事實上如果把那些罵髒話的句子抽離,Eminem的歌詞大概都是這樣相當有詩意的。這讓我想到過去在念詩經時,通常都有一些幾乎情色的場景描述: 「野有死鹿,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大概是講有個男人拿肉誘拐未成年少女,然後未成年少女警告他說不要亂來不然驚動狗叫就不好了。 連看到這樣的句子,孔子都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對比「我饒舌我為王」這樣的歌詞,連「不要拐我不然狗會叫」都可以當成儒家經典,藝術的認定可以說怎樣也不足為奇了。 事實上儒家的經典我通常持相當的懷疑論,原因其一是歷史太久,已經度過數千年的文字基本上是不符合現代生活方式,且從古至今,經過大量的註釋與穿鑿附會,這些文字大抵應該是經過利益揪葛權衡後的政治成果,而不是能供托古的藝術經典。有興趣的人不妨參考經學歷史上著名的今文古文爭論。 第二個原因比較嚴重一點,我可以從我住的社區的「讀經班」開始講起:最近我住的社區有大量的讀經班廣告,大抵是訴求培養小孩的經學素養和品德教育之類的,我大概看了一下課程規劃,首先是和孔子像鞠躬,再來則是背誦弟子規、論語、唐詩三百首。 我對於向孔子鞠躬以及弟子規的意見比較多。 其中弟子規更是一個很奇妙的存在。弟子規或三字經這類的「啟蒙」教材出現時間都在中國晚近的明清二朝,大概都是把過往儒學的訓育「要點」混雜地湊成韻文的形式,看似方正規矩但其實都是訴諸威權式的教條,地如弟子規的第一段「弟子規,聖人訓,首孝弟,次謹信,汎愛眾,而親仁,有餘力,則學文」是出自論語「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然而論語這段文字是寫給大人看的,也不是強調孩子要學甚麼,反倒是希望大人必須循序漸進,其哲學立論背景是這段:「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重點是觀察從行為到本性的介接,而根本不是說小孩就一定要先學孝悌。 事實上儒家對於聖人也有個相當不負責任的說法,也就是孟子所說的「孔子,聖之時者也」:聖人懂得與時俱進建立權威,拿到位置才是權威所在,其他依據本性的訴求都是假的,只有服從統治者才是真的(所謂名正則言順的概念)。 但別忘了儒家本身的教育內涵有許多矛盾,例如又要君王順從民意,又要君王向聖人學習以建立權威,但事實上這二點並不矛盾,只要記得像論語之類的儒家經典通常兼負二個任務,一個是壓制平民的自由,讓平民培養仰望並服從威權的習慣;第二個則是培養王者並教育獨裁權威的正當性,所謂「內聖外王」的真實含義即在於此。 所以當我們在看「啟蒙」的儒家教育時,必須很小心這到底是給誰看的?如果這本身就是儒家教育培養順民的這一面,那麼背誦學習這些教條就很容易讓自己的孩子學會服從權威的習慣。 這個觀點就很容易拿來解釋台灣的親中了。不論是老生常談的九二共識一個中國,抑或是過去退將赴中聽講的新聞都很容易分析了。這種矛盾感就是老人面對藝術性vs流行性或站在威權方vs平民方的心理的綜合體。 首先,退將或九二共識的支持者過去都是反中國最力的一方(漢賊不兩立、反共),但時至今日,他們卻又樂於親中、傾中,矛盾感就在於他們其實是想要實現理想的中國,而這個中國是儒家思想下的烏托邦是中國──講仁義、以民為本…等。然而過去幾年來,中國並沒有改成他們想要的樣子,這也就罷了,至少他們還有台灣,台灣至少在2000s年代前還是有一股「我是中華文化正統」的民眾意念,一個例子就是當年趙少康選舉台北市長時,在辯論會高喊「中華民國萬歲」台下竟還有人感動拍手的狀況就可以知道。 https://youtu.be/5oJP9_V6heA 但現在,不只政治人物在選舉喊「中華民國萬歲」可能會被訕笑,連年輕人似乎都急於去除中國的色彩,而且最嚴重的,年輕人想去除的不只是政治層面的中國,似乎連文化層面的都不放過。所以以往自認為可以在台灣享受中國理型社會的人就會相當不適了,畢竟,以最深層的心理,他們要的不應該是甚麼中國崛起、經濟進步這種表面的原因;而是他們心目中有一個以仁為本、底蘊深厚、文化優越的中國,只是以前這個文化的中國在地理的中國被驅逐;現在這個文化的中國在台灣也要被驅逐,所以他們只好聊勝於無地回去擁抱地理的中國,並且希望這一絲的連結能夠讓他們重回那個想像中的美好的懷抱。 所以台灣的傾中人士有很大程度跟拒絕聽阿姆饒舌的人一樣,因為這是對理想的反動,是戳破美好生活的髒東西。也跟中國儒家的兩面性一樣,教導以民為本的儒家思想可以與教導服從威權的儒家思想共存,只要順民永遠是順民就可以了!

企業違失罰款與肢解死刑犯

Share on facebook Share on linkedin Share on google Share on twitter 我的blog寫影評是很怪的,但我這幾天無意間發現的這部短片「The Disappearance of Willie Bingham」剛好就與我的專業有一些有趣的關聯性。這短片僅僅12分鐘,似乎台灣並沒有任何公開流通,中文翻譯只找得到叫做「肢解死刑犯」,基本上劇情是在探討替代刑罰(尤其是死刑)的其他可能性。主角名叫Willie Bingham,犯下一宗殺死女孩的死刑罪,但短片中的刑事體系允許一種實驗性質的懲罰替代死刑,讓受害者家屬決定將罪犯的任何身體部位剝奪,直到認為心中傷痛撫平並喊停為止。而這個「截肢」的刑罰由醫生進行,過程有盡可能人道(比如有麻醉)。 片中失去女兒的父親一次次地在手術房外指定剝奪Willie Bingham的各種器官,在第一次是讓他截肢。由於這是社會實驗的性質,所以他在被截肢後還被四處送往各地巡迴「演出」,希望能夠警示一些高風險環境的人,讓他們對於犯罪心生退卻。下面這張圖就是Willie Bingham仍還有餘力看顧「演出」的精力時的樣子。 但之後似乎受害者家屬的傷痛無法被撫平,在一次次的手術中剝奪了他的四肢、五官、甚至是生殖器,Willie Bingham最後當然再也無法做「警示」的演出,也因為極大的心理創傷,最後連話都無法說,短片最後並沒有交代他的結局,但這個短片頗為震撼,也有不少思考點。 邊沁的木乃伊 由於我對於哲學頗有興趣,所以我在英國求學時曾經特地去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看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的遺體木乃伊。他一生所追求的哲學價值就是效用主義(Utilitarianism)的效用極大化,形式大致就是快樂極大化、痛苦極小化,並認為所有人類價值都能禁得起這樣的計算,且這樣的計算最終能通往理想人生。 而他被至作為木乃伊也是他的遺願,他認為光光死了下葬是不能將他的死的價值極大,所以他認為應該將他的遺體保存並公開展示,這樣莘莘學子每每經過他的遺體就能想到他的哲學追求,如此就連他的死也能有效利用,將效用極大化。一個人死不改其志,也真的算是值得尊重的哲學家。 他還有針對犯罪的研究,也參與設計了一種監獄的形式,求取最優化獄卒 / 犯人比例,以求效用的最大化。 我在想,如果他看到了這個用截肢後的死刑犯作巡迴演出嚇阻潛在犯罪的idea,應該會大大讚許一番並大力支持的。是嗎? 這些完美故事的背後還是有番外篇的。Willie Bingham最終遭受極大心理創傷,當然沒能再繼續做road show,而其實Jeremy Bentham的頭更曾經被敵對學院學生偷走當作足球踢--除了偉大哲學家的提醒作用外,他的遺體也多了一個「足球」的作用,不知道純粹的效用主義哲學家知道此用途該是開心還傷心?別忘了多一個當足球的娛樂效用是大大提升總體效用的! 梅長蘇到底怕不怕死? 中國之前火紅的連續劇「瑯琊榜」在梅長蘇被抓進懸鏡司並獲救時,夏首尊說了一句話:「人死了,就甚麼就沒有了!」最為經典,到底我們人類天性趨避死亡是因為無法再創造價值(即所謂蓋棺論定)?還是死亡即代表人性尊嚴已經抹滅? 如果是前者,怕無可回天那麼其實很好辦,就大家想個辦法讓自己的死有附加價值就是,就像Jeremy Bentham的木乃伊,或像捐出大體給醫學系學生都是;然而如果是因為失去自主權或人性的尊嚴,那幾乎就等於沒救了。 我主張相信就連哲學狂熱如Jeremy Bentham知道自己的頭被當足球還是會生氣的,因為即使這是增加娛樂效用,但品質優秀的效用對比品質低劣的效用,在帶來相同快樂程度的假設下我們應該還是會選擇品質比較高的效用才對。 這在自然法學者有很多論述大多圍繞這個主題,然而因為很多原因很難講得清楚,也引起了一波哲學上永無止境的實證/先驗論辯。不過從用截肢來road show警示潛在犯罪這個操作就可以理出一些端倪了:John Finnis的自然法論述人類會有一些基本價值的追求,其中「生命」會與知識、美學經驗、理性等等擺在同一個位階,也就是說對人類來說,某種程度為了人性尊嚴而犧牲生命是合理的,也就是說,某些剝奪人類尊嚴的懲罰,可能比死了還糟糕。 刑賞忠厚之至與企業有限責任 蘇東坡除了對台灣的佛跳牆有承先啟後的貢獻,其實他幹話講得也不少,其中「刑賞忠厚之至」便是他的諸多論點之一。其中對於現代刑罰相關理論最有貢獻的是這句:「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所謂義,我的解讀大概就是不能罰得泯滅人性,跟刑罰重不重無關。 對於個人這是當然,但對於企業有沒有相對應的「泯滅人性」呢? 最近許多所謂的天價罰款,從Google/Facebook的反壟斷、個資保護;對於OBU的反避稅措施;美國隊各大銀行的資恐違失等等,每每都被新聞形容為破某種紀錄,那麼到何種程度會對於法人的人格產生「人性」的侵蝕呢? 現代資本主義講求債權有限,並且股權有最終清算利益的合理取得者的特性,這在當代衍生許多資訊不對稱的弊病,其中道德風險就是一例,可能會因為債權有限而使得企業經營者肆無忌憚的涉險,如此就必須訴諸公司治理的手段來做公權力介入了。 然而我會認為對於資訊不對稱的舉措應該以對股東權益的侵害為限才是正理,也就是說,罰款對於企業的獲利有侵害,但只要對比防止的資訊不對稱預期損失較小就可以了。

信用卡與個人信用擴張的歷史閒談

Share on facebook Share on linkedin Share on google Share on twitter 我最近小小轉行到一些信用卡詐欺相關的專案當中,雖說過去我也短暫地帶過信用卡相關的業務,但對於信用卡的歷史還是非常不熟悉。仔細想想信用卡其實是一種相當「不自然」的存在,理由在於信用卡主要是先消費、後付款,對於消費者當然是千百種方便,但是對於商家來說就必須承受信用風險,直白來說,商家當然會問:「如果消費者不付錢怎麼辦」? 所以此時金融中介就應運而生,由發卡端、收單端、消費者、商家作為不可或缺的四頭馬車,使得貨物流與金流發生的時機不同成為可能。 但由誰取得服務、誰作為支付者就是個有趣的問題,底下一張圖是1984年6月,35年前的經濟日報。 當年台灣已經有中國信託、國泰信託發行的「信託信用卡」,雖說是台灣的第一張信用卡,但充其量比較像是集點卡的性質。而真正比較像現代限用卡雛形的則是1984年開始的聯合簽帳卡,由一個統一的中介機構處理資訊流和金流的清算。 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則是當年雖然已經有如Visa的國際組織,但這裡的「聯合簽帳卡」是台灣自行充作發卡組織品牌,並沒有透過我們現在所知道的Visa或Mastercard發行。 另一個有趣的點則是手續費。當年對收單商家的手續費非常高,例如文中報導對觀光飯店的協商當中,竟然是在4.4%、4.5%之間做權衡。對比現在收單商戶手續費多在2%以下,且有些有天花板上限的現況,簡直是匪夷所思的。 既然我們說信用卡是一個不太直覺的存在,那麼接受服務端(商戶)支付高額服務費取得這個服務,不就應該代表這是一個具有競爭力的產品嗎?這不就與商業邏輯剛好相反? 撇除1980年代利率與現今相比稍高這個大環境因素,事實上信用卡的持卡人在當年都還是以高收入族群為主。所以這群人的信用卡其實是一種身分地位的象徵,所以當這些有頭有臉的人帶著信用卡消費時,若商家本身定位即是走金字塔頂端,秉持維護高端客戶關係的誘因是很難拒絕的。所以當初的信用卡收單商家除了飯店,就是一些高級洋服行。而飯店雖然也想維持高端客戶,但畢竟有些有品牌也有聯合議價空間,姿態較高所以就有如同上文報導的討價還價能力了。 統計而言,台灣信用卡有效卡數在這35年幾乎沒有減少過,然而從1995年開始,單卡平均消費急速下降,信用卡市場開始往一般大眾市場急遽擴張。最成功的例子就是台新銀行的玫瑰卡就是在1995年推出。當初耳熟能詳的「30元也能刷卡」的口號就是在這個時期左右出現。 此時對於特約商店的態度也逐漸轉變,目前應該是買方市場的時代。收單手續費多在2%以下且有上限不說,好的商家更成為銀行搶著爭取的對象,例如當年Costco聯名卡的國泰中信世紀大戰就是一個讓人津津樂道的歷史事件。 從此信用卡就進入了紅海戰場,時至今日,信用卡究竟能刷多小額早就不是重點了,反而在2000s-2010s歷經了一波贈品、紅利點數、聯名卡的大亂鬥。信用卡的金融中介特性也已經漸漸淡化,反倒轉化成純粹的消費主義象徵了。 總結而言,金融服務的成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幸福之處,但金融利潤的空間也越來越少,不知道下一個金融金流處理的商機會在哪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