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May 2018

愛爾蘭: 墮胎與薩諾斯使命的思想實驗

愛爾蘭在本周通過公投,結論是撤除憲法第八修正案,讓愛爾蘭境內的墮胎合法化。所謂第八修正案規定只有在孕婦生命面臨危險或一些不可抗的情形之下才能合法墮胎。墮胎在歐美大概已經與種族、槍枝等等,是社會大眾歧異最深的議題之一。圍繞在是否能墮胎的議題之下,其核心是孕婦腹中胎兒究竟是否是生命? 以及人是否能剝奪他人生命? 這二個問題是根本核心,且需要蠻深刻的哲學思考,也經常是困擾思考者的惱人之處。 先談談關於胎兒是否算生命的問題。 首先贊成墮胎的大多持「胎兒不算生命」的論點,並抱持需要尊重女性身體自主權而立論。這種論點被批評的可能性有二: 其一,胎兒自始自終,無論週數,都算生命;只是這種非黑即白的定論很容易被質疑,也經常流於無邏輯基礎的立場之爭。所以通常會被接受受的是其二: 也就是胎兒形成生命的階段有灰色地帶,在未知哪階段確立是生命的不確定性,保守而論應該從一而釋把整個孕期的胎兒視作生命。 如此立論下,贊成墮胎者就很難反駁,大抵也只能堅守「未出生就不算生命」的基礎,但這個基礎在以下的思想實驗便很難站得住腳: 假設一位女性死刑犯,在面對法務部執行死刑前確定腹中有胎兒,請問支持孕期胎兒非生命主義者,是否會支持因為懷孕而暫緩死刑? 若是,則理由是因為怕一屍兩「命」,還是支持生命形成未定論? 生命之外,另一個議題會圍繞在殺人。 一般而言,最死硬的宗教或最嚴格的人本哲學會完全禁絕任何個人對個人、制度對個人、社會對個人的殺人行為;然而對於大多數普通人來說,某種程度的制度或法律殺人是可接受的,例如死刑。但這會碰到畫下底線的問題。也就是能接受重大犯罪的死刑,是否意味著也能接受有條件下的殺人行為? 例如復仇者聯盟3的哲學觀就是個顯例。Thanos為了避免耗盡宇宙資源而無差別殺光一半的人(假設外星人也算人),是否是可接受的行為? 首先,反對論者通常是採康德式的尊重生命理論,認為人的價值無法衡量,所以就算殺人對整體社會有益,仍不能做這種事,否則就是毀滅人性價值。贊成論者通常會採效用主義,認為若殺1人可以帶來剩下99人的福祉增加,那麼這就是正義的。 效用主義的闕漏在以往很難說得清楚,但感謝復仇者聯盟3,上映後關於Thanos這個角色的突出性格就很好說明了:Thanos所殺的一半人當中,有沒有包含他自己? 若有,則很可能下次也會殺到他自己,那麼再下次資源瀕臨耗盡時,誰來執行拯救宇宙的任務? 若無,則Thanos的理念就不那麼崇高了,亦即他認為他自己的生命比其他人重要? 若此則眾生平等的理念就不攻自破。 效用主義的最大問題即在此,因為效用考量而賦予某種制度、法律、甚至是人的殺人權力,則究竟如何衡量效用便成為了爭點。由於很難衡量殺人後的效用增減,所以不應用此來當作指標。

國家洗錢及資恐風險(NRA)評估報告: 優劣分析

台灣的國家洗錢及資恐風險報告5/2已經出爐,為台灣首次針對洗錢與資恐的完整風險報告設下一個里程碑。這份NRA也會是2018年APG評鑑的重點觀察文件之一。這次的報告還有一個重點值得注意: 「風險」首度成為國家等級的議題要角,政府也首次出具一份列出我國「缺點」的報告。這與以往公務部門對外報告總是四平八穩,正反各打五十大板,最後才來一句實質上無任何結論作用的「如何平衡各方需求取得共識是今後首要目標」的「非結論」完全不同。 本次報告扮演台灣首次NRA, National Risk Assessment,即反洗錢「國家風險評估」角色,是所有人(包含APG)關注的重點,報告非寫出台灣哪裡好哪裡不好不可。以下針對我認為這份報告的關注點作一次基本分析: <法律政策與組織架構自曝其短> 在討論基本國策時,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踩明「台灣在整體的反恐政策上是採取『強化國際合作』、『阻絕於境外』之方式,為我國政策基調」,此點在任何國家都成立,尤其台灣以貿易起家,這算是一個非常務實的目標;然而在解說法律政策與組織時,這句話反而很容易被解讀為託辭。 從「台灣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相關權責機關」洋洋灑灑列出法務部、司法院、海巡署……等近30個單位,幾乎是讓閱讀報告者一眼看出台灣在反洗錢上權責分散,可能金融主管機關是金管會、外匯管理是央行、但洗錢最後確定罪責卻在檢調;如此多頭馬車在APG看來決不是好事。 <風險項目沒有細節與佐證, 恐難在下次報告中沿用> 這次台灣的風險評估架構在方法論採用最陽春版本的固有風險->現有管控->剩餘風險模式,是好的開始,但若要能說服國際上的利害關係人,則必須要在細節上多所著墨,最佳的方法就是第一步在固有風險評估上,就必須要嚴格設置數量化評比標準,如此在下一次風險評估報告出具時,才能明確與上一次比較出是否改善。 在「洗錢威脅」及「資恐威脅」二個小節中,前置犯罪與資恐行為有明確列出,但缺乏數據佐證,僅有描述性說明台灣因為哪些國家特性造成哪些前置犯罪風險高等等;這種撰寫方式雖然可以避開一些必須指名道姓的尷尬處境,但卻造成下一次國家風險評估很可能找不著比較的基準。簡單來說,若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想在2021下一次評估時立論說台灣的販毒風險改善,是找不出明確數據佐證如何的量算改善的。 <時間緊迫造成倒因為果> 理論上國家風險評估應該作為銀行「全行風險評估」(IRA)的依據,然而2018年5月初執行國家風險評估,若與銀行評估的風險項目一致也就罷了,怕就是寫出銀行並未自行發現,屬政府宏觀角度才能得知者。此類風險很可能造成銀行措手不及。 例如在分析法人風險的項目中(第63頁),非公開發行公司中「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二種被評定高風險,這是一般銀行角度觀察前所未聞的。首先,依照法人型態為維度判斷相當不合理,也從未有銀行採用;第二,即使要採用,按照目前各大金融業要在2018年力求完備的時間點,此時在修改資訊系統盤查法人型態已經來不及了。 <行業及人口特性盤點完整> 相對主責機關的多頭馬車,對於國內可能造成洗錢或資恐金流的行業則非常清晰,其中有點出一些台灣特有的行業,如銀樓;如此一來,國際在看報告時就能知道政府有掌握狀況,頗有宣示效果。 此外,雖然我還是認為稍嫌輕輕帶過,但提起外籍移工這點是很讓人振奮的。因為人口結構就是洗錢風險來源中一個重要的成分,而台灣實際人口組成(而非國民)對洗錢防制意義重大,希望接下來政府以後能對此多所著墨,真正找出風險所在。 <風險弱點行業所對應的國策不明> 提起極高風險行業直接以DBU、OBU的軸度區分,把DBU、OBU同列及高風險,此舉的用意非常不明確。因為若明確列出極高風險,則代表在接下來的幾個年度都必須有相應的政策來抵減風險。然而把銀行視為DBU、OBU兩部門對於風險解消作為並無用處,建議必須在加以細分,因為政府很難出台一些政策使得「OBU整體風險解低」,到最後也很可能淪為OBU全體退出這種無實質意義的結論。

伊朗制裁 與 美國的反覆

制裁名單掃描是反洗錢作為的重要一環。最近美國對伊朗制裁解除後又重啟制裁的原因為何? 跟石油有無關係? 新制裁的原因與內容為何? 台灣出口伊朗為被國貿局有條件允許,目前也有「台伊清算機制」作用中,這對台灣銀行反洗錢有何影響? 時間回到2015年,伊朗在聯合國5個理事國加上德國的見證下,共同簽署了「聯合全面行動計畫」,將歷時已久的伊朗核問題初步解決。這個協議的要旨大抵就是伊朗必須逐步停止與核武器開發相關的設備製造與原料收集,並且換取國際社會對伊朗的經濟制裁得到普遍解除。 從微觀的角度來說,從2015年底至2016年,許多銀行內部因為AML/CFT要求而採取的伊朗制裁都已經解除,其中一個例子如2016年的中國輸出入銀行公告:「臺廠拓伊朗市場,輸出入銀行相挺」(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511002131-260410),國貿局也在2016年6月直接公告關於伊朗的金融清算機制「銀行辦理伊朗貿易款項清算作業要點」基本上允許在特定條件下台灣廠商可以和伊朗有金流往來。 當時的背景下,雖然制裁在國內與國際間被廣泛解除,但美國的態度卻非常重要。實質上美國對於自身利益的保護往往不受國際規範約束,且通常都相當搖擺,影響所及,歐系銀行大多廣泛解除制裁,然而親美勢力都採觀望態度。例如台灣的臺伊清算就限制在歐元、日圓,就是不能涉及美金。 另一個值得觀察的重點則是同時給予其他核國家的「棒子與胡蘿蔔」。聯合全面行動計畫某種程度是給北韓當頭棒喝,告訴金氏家族「若合作則有甜頭」。 以這些背景觀察,此次美國片面退出協議就值得注意了,這可能隱含數種可能性: 北韓棄核玩真的,所以再也無需殺雞儆猴:雖然目前金正恩動作頻頻也不知真實心意,但很可能川普已經取得情資,得知北韓二次與中國會晤、一次與南韓會晤,並即將與美國談判的談判桌上拿不出籌碼,北韓國內可能真正面臨經濟崩潰,所以必須急對國際開放合作換取援助,因此伊朗的示範效果不再重要。 美國政府正為下一次經濟衰退做準備:重啟伊朗制裁影響最大的其實是歐洲與中國,川普此次也將矛頭對準歐洲,揚言若歐洲不跟著實行,則美國也會對歐洲採取行動。此舉我認為代表美國已嗅出如同2007-2009衰退般的味道,且依現行金融海嘯的後遺症,美國的利率與量化寬鬆也並未回到金融海嘯前水準,所以如果再發生一次經濟衰退,美國救市的工具已經捉襟見肘,只能從收緊對他國的貿易逆差著手。 伊朗的石油生意會影響美國利益所以美國重啟制裁:總的來說美國就算沒有面臨如同金融海嘯般危機,也至少有相當幅度的衰退,以此而論能夠在此時壓抑其他能源出口國或許是短期的振興良方。制裁伊朗可以讓國際社會增加美國出口原油的採購,也能順勢推高油價。 總結而論,美國的搖擺不定或許不是未經大腦的意氣用事,反而是最符合美國利益的作為。

台灣 反洗錢國家風險評估 (NRA)

目前反洗錢國家層面的重點工作之一是反洗錢國家風險評估(National Risk Assessment, NRA),國家風險評估報告應該是台灣面對世界反洗錢相關合作作為中,唯一的洗錢風險評估,也應該是諸多洗錢相關國家風險排名的官方參照來源。那麼台灣目前是否有其他國家的報告可以借鏡呢? 香港財政司2018年4月剛出具了《香港的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估報告》,是目前最新、且內涵與台灣最攸關的報告,其中幾個重點我認為是非常值得供台灣政府機關參考的: 1. 風險評估方法論明確 風險評估方法論經常莫衷一是,也不若自然科學領域有一般論,所以台灣政府以往經常因為害怕圖利一家之言而不敢大膽選邊站採用邏輯明確的某方法論。而2018年香港的國家風險評估方法論則在初步立論就採取了相當好的做法,選取的世界銀行的方法論,邏輯明確且有跡可循,例如下圖有很堅實的步驟與邏輯基礎,可操作性也很強。 2. 執法的成效有明確的數字可供決策 反洗錢的司法架構應該是從金融機構通報「疑似」開始,接下來由調查局作為檢察體系的「調查」,出門成為起訴,最後才有定罪。定罪後還有後續資訊存檔後的利用,其中又以FIU之間在艾格蒙組織的資訊共享最為重要。整體價值鏈都應該要有層層邏輯相符的數據。 香港的報告中對此有明確的數據,看得出來對整體司法價值鏈都已經行之有年,所有數字都可以明確提供。 3. 對於上游犯罪(台灣稱前置犯罪)觀念清楚且公權力架構明確 洗錢的背後一定有不法行為,而從後端的洗錢來看,對不法行為的關注是必須有差別化待遇的,也就是說依據風險基礎方法,無論刑法對各種犯罪應該同一而論,洗錢則必需關注最嚴重的。按照金額與案件量的數字為基準或許是好的出發點。 要達成這種分析,則針對前置犯罪的數據分析則非常必要。因為這樣國家才能知道自身最必須關心的暴險,也才能提供給執法機關與金融機構一個節省成本的關注方向。 4. 金融機構與產品的業務暴險 香港的報告中很明確指出金融業的業務種類與產品暴險集中度,可以讓閱讀者很明確知道國家整體接下來3-5年間會努力的方向。其中有個非常有趣的說明如下: 「海關亦在其網站設立『資訊坊』,方便金錢服務經營者閱覽有關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資訊,例如特別組織的刊物。除了內部各單位定期分享資訊外,海關亦向不同社羣進行外展計劃,在少數族裔經營的商鋪和外傭的聚集地點派發單張,宣傳使用合法匯款服務,並鼓勵他們舉報無牌金錢服務經營者的活動…」 香港非常清楚由於自身的特殊政經與地緣關係,外來人口,尤其是「外傭」可能會是暴險點之一,能有這樣的報告事項,可見對於國家內的情勢有非常深刻的認識。   以洗錢防制國家層級的職能中,「金融情報中心」(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FIU)需要多加探討與闡述。 由於洗錢防制的脈絡經常都是從上而下立論,先講國際、國內規範再談銀行該做的作業,有時候我都有點迷惘,到底這樣一套一套的原理原則,一步一步的作業步驟,真的有貼近犯罪者的金流嗎?這些作業方式到底是穿著西裝高高在上的專家用腦海中的想像制定還是真有人對於犯罪金流作實質(De facto)考量而累積? 我認為這才是政府FIU真實責任的核心。主要理由在於,犯罪本身的確立在絕大多數國家仍然是政府公權力的責任,也就是說縱使銀行有部分責任,往往也都是處理到「疑似」申報為止,至於從「疑似」到「認定」的過程只有法務部調查局(台灣的FIU)才知道,而要能使得銀行作業更加貼近真實的金融犯罪,從實況回推的工程就不能避免。 FATF 40項建議中,第29項的註解中有提到FIU對於訊息的處理應該包含接收(Receipt)、分析(Analysis)、傳遞(Disseminate)等三種功能。雖然該建議也有說明訊息的傳遞建議以國內主管機關以及跨國FIU為準,但並沒有明確硬性規定國家應該採取何種運作模式。依我的觀點,由於台灣的法務部調查局有收取來自不同銀行的疑似洗錢申報,所以利用其角色作深度分析是絕對必要的。在考量不能洩漏(Tipping off)的疑慮,我認為台灣FIU必需適度與其他主管機關分享洗錢犯罪相關情報,目前在我看來雙邊互動理想上的深度分析能力相當缺乏,資訊經常是進得去出不來,銀行經常是空有原理原則,實務上卻很難確知究竟何者是真正的金融犯罪風險的暴險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