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anuary 2018

計程車司機 的 勞基法

謝金河關於計程車司機的勞基法論點引發眾怒,我個人也蠻懷疑其真實性。但就在前幾天我還真的做到一位反對短工時的計程司機,我赫然發現這根本就是同溫層的世代差距問題,所以我也一直在找關於上一代為何對勞基法無感的原因,這篇文章算是有點出問題的。 我的那位計程司機說,上一版勞基法會造成台灣人晚上沒飯吃,因為餐廳會被迫在假日需休息。其實這又點出了更深層的問題:台灣如同許多亞洲國家一樣,有非常深的群體主義(communitarianism)色彩,也就是我與我的周邊環境互有連結、互相把一部分的個人自由託交或犧牲,用以連結外界。所以這位計程車司機的意思其實是,假日找不到餐廳吃飯,餐廳老闆需負責一部分責任,與我不想在家煮飯的責任相同。 所以其實戒嚴世代的觀念未必是出於「努力有成果」這種,反而比較像是「保甲制度」的連帶責任。這種觀念在經濟成長時期很有用,可以確保經濟成果德澤全民,也會營造一種社會和諧或所謂「台灣錢淹腳目」的美好想像。 然而近20年台灣的經濟降速,這種觀念的流弊就出現了。本來的努力共享成果反而轉變成要苦一起苦,而對整體社會福祉有很大侵害。 我其實想對那位計程司機說,假日找不到餐廳吃飯,那是你的問題,因為你不在家煮飯到底跟餐廳的責任何干? 關鍵評論:台灣的經濟觀由戒嚴一代決定,難怪《勞基法》被修成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