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錢手法 、 社會信用 、 自由主義

洗錢手法很多,一般會歸結為處置、多層化、整合三個步驟。目前洗錢防制法關於前置犯罪的要求已經大幅降低,然而自從1986年美國明確立法Money Laundering Control Act將洗錢定為犯罪的一種以來,當然對於控制犯罪的社會需求非常重要,但這些洗錢防制的作為是否在人們自由層面上是不適宜的?

最近中國為了擴大監管的控制,開始將「社會信用」建檔:也就是說如果某人曾經逃火車票,那麼或許會在未來買飛機票時因此紀錄被限制。這種廣泛性、全國性盡職調查作為對洗錢防制有些意義,因為如果能夠有政府出面幫助銀行辨識不同的客戶屬性,那麼資料愈詳盡是愈多多益善嗎?

我認為這已經觸及自由主義和集體主義之間的那條很細很細的分界線了。

台灣過去有舉世聞名的聯徵中心,很大程度讓金融業的信用風險在台灣有統一性的標準化風險貼水(Premium),對於台灣金融業的經營環境減低很多不確定性,但這個制度卻變相也讓台灣此種家父長式的監理下,喪失國際競爭力;整體而言,FinTech發展不利,很大程度也歸因於此。

當然我在《洗錢防制法--銀行業實務挑戰》一書中有少許篇幅評論(批評)法務部調查局(FIU責任的部分),但是這其實是一個政治哲學上的難點。究竟在洗錢防制政府作為而論,需不需要政府出面成立真正集中化的資訊共享機制?究竟這在國家政治理性上,有沒有自由主義與群體主義之間的傾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