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反洗錢: FIU的職責與資訊交換國際趨勢

在國際洗錢防制的框架下,FIU是重要的最終防線,而國際FIU資訊交換由: 艾格蒙聯盟組織管理。最近國際發展趨勢中,關於疑似洗錢交易; 大額通貨交易的SAR / STR 申報之間的資訊分享最為熱議,對於跨國合作的方式有非常多的討論,其中又以泛北歐國家的做法最具參考價值,台灣的主事者不妨參考。

在以下新聞連結可以看到一篇關於北歐國家的KYC資訊分享合作: 「Nordic banks explore shared KYC utility」。這大概是最極端的作法,北歐的5家銀行: DNB Bank, Danske Bank, Nordea Bank, Svenska Handelsbanken, and Skandinaviska Enskilda Banken,在2018年5月宣布將要組成北歐認識客戶組織(Nordic KYC Utility),自此與這些銀行往來的客戶–尤其是公司戶–的個資將會在這些銀行間分享,頗有區塊鍊分散式共享帳本的概念。

其目的在於往往跨銀行甚至是跨國,客戶個資通常很不一樣,造成在反洗錢框架下,同一客戶在不同銀行、不同國家的風險可能不同;這在比較緊密依存的區域存在很大風險,所以北歐國家認知到這點,跨國合作便自然而然成形。

最近荷蘭政府也意識到這樣的危險,所以發布了備忘錄希望FIU與銀行間定期召開會議,因為單方面由銀行發出的SAR / STR經常有效度不足。

這讓台灣與亞太區域各鄰國的合作可能性或許可能再受討論,以下我大概提出幾個必要考量的面向:

1. 資料 / 資料保護的政治性

相較歐洲國家,亞太區域的政治仍屬相對不成熟,跨國間的資料共享固然重要,但在資料保護的基礎建設(即軟硬體,法律等)尚未達成一致之前,資料共想必然會成為政治工具。想想不同國家不同的政治體制大概就能理解。

北歐,甚至是歐洲整體之所以能趨同化,我認為主因就是相對一致的歐陸議會民主體制,乃至於關於人權面向的制度能有高度共識。

2. 犯罪的內涵

別的不說,光光各國間的法律對於犯罪便大不相同,執法與定罪的做法也大相逕庭。例如在印尼,依法論法下同性戀是觸犯刑法的;然而在台灣,經過司法院解釋,同性戀婚姻甚至已經是準民法下合法的狀態。光這點若樣跨國合作就會產生許多困難。

舉例來說,若印尼舉報某同性戀者有前置犯罪,以至於有洗錢之虞,但其前置犯罪竟然是同性戀本身,試問台灣的FIU是否應該採信呢?

當然同性戀議題非常明確,但其他就不一定了。例如台灣的銀行經常採用的WorldCheck負面新聞、犯罪名單,其中就經常包含「中共叛亂名單」,台灣的銀行在不明就裡之下,經常就把許多政治犯列為拒絕往來名單。

3. 人權與阻斷犯罪的權衡

由上個例子衍生,我們都應該思考一個更加深刻的問題,也就是我們生而為人對於犯罪的基本態度。

在現今洗錢防制的熱論之下,我們經常採取某種程度的保守原則,也就是要求銀行在發現可疑就舉報,但反思這整套過程,人類文明對於犯罪的態度仍應該不能改變。

也就是說,從疑犯 / 起訴 / 定罪的過程之下,罪疑惟輕與無罪推定仍應該成立,銀行在被要求相對不對等的責任之時,也應該維持此一原則,謹記自身責任不應該超出偵測(detect)、阻斷(deter)、保護(protect)三者,再往上走就有人權上的疑慮了。

 

總結而言,資料的力量是強大的,現今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的時代,我們都受資料驅動,而資料也是保護我們或傷害我們的兩面刃。究竟要當正義或邪惡的一方,端看心態與立場如何最適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