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風險是判定銀行內曝險的依據之一，以台灣來說去年就曾經出具第一份國家風險評估NRA，另外國際之間也經常針對不同國家的洗錢風險作評估。我在著作《洗錢防制法：銀行業實務挑戰》中的風險管理曾經略為分析幾種國家風險的來源，例如巴賽爾排名即是一例，但是最近歐盟列出了一系列高風險／制裁名單，其內容卻與國際間有很大不同，其中更尤其與美國相當有衝突。故本文針對國家風險的真義稍作分析，來協助大家評估國家風險選用的優劣。
剛最近持續執行各類關於反洗錢/風險管理/反欺詐/反偽冒/法令遵循的專案，發現客戶經常會有「資料不夠多，等同系統效率不會好」的迷思；事實上，反洗錢/風險管理/反欺詐/反偽冒/法令遵循的作業模式應該要求取效率，而若能夠精準得到結論，即使只有一個自變數，只要能得出精確的應變數也是很好的。
過年期間的大事除了華航罷工外，另外還有個小事是作家魚夫與台南西羅殿針對放鞭炮噪音的互槓。在過年期間我返鄉至中部，也確實深深體會一些傳統習俗與現代社會的扞格，也隱隱想到我之前一篇部落格文關於同性婚姻公投的評論所引出的一些保守觀點，雖然年輕人經常自詡自由派、進步派，但更多我們在社群(當然雖不詳述，但我還是指涉一點點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色彩)生活下的無形壓力(或自我說服)也還是對我們影響很深。
在國際AML/CFT的大範圍下，合作是個重要議題，但光光在伊朗這個例子就足以產生很多疑慮。今年初歐洲各國就拋出了”Instrument
實質受益人(實益擁有人)的認定門檻似乎在方向上要從25%持股緊縮為10%。然而若從國際規範的精神來看，UBO的重點從來不在百分比，而是在對於公司的影響力。單從這點來看，我反對將認定標準從25%降為10%，因為這對企業實質影響人的判別沒有幫助，反而還會造成銀行業作業的大幅困難。
11/24剛投完九合一大選，關於縣市長、議員、里長我都沒太大興趣，倒是一直關心的同婚公投讓我大感訝異。雖然我確實一直認為同婚公投會往反對的方向去，但投出來的票數如此懸殊，我卻從沒想過原來有進步傾向的人原來在台灣沒這麼多。
最近幾個月我開始看到國內反洗錢/反資恐開始強調更細緻的DNFBP洗錢要求，這是相當的進步。原因在於我們已經逐漸架構起金融業的AML/CFT，所以開始把關注焦點放往非金融業者，甚至是非金融體系的實業絕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