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風險是判定銀行內曝險的依據之一，以台灣來說去年就曾經出具第一份國家風險評估NRA，另外國際之間也經常針對不同國家的洗錢風險作評估。我在著作《洗錢防制法：銀行業實務挑戰》中的風險管理曾經略為分析幾種國家風險的來源，例如巴賽爾排名即是一例，但是最近歐盟列出了一系列高風險／制裁名單，其內容卻與國際間有很大不同，其中更尤其與美國相當有衝突。故本文針對國家風險的真義稍作分析，來協助大家評估國家風險選用的優劣。
很多人在問為什麼要洗錢，最近相關的洗錢新聞中，報導洗錢案例/洗錢手法過程最引人注意的是以下兩個新聞。一個是台灣政府因為擾民問題頻遭抱怨，所以訂出一系列清單統一規範所謂「常規或例行性交易」，並建議銀行可以簡化相關措施；另一個則是中國留學生在英帳戶因為涉嫌洗錢被凍結，並面臨洗錢罪(刑事罪)的風險。二國政府的態度有何差異?
剛最近持續執行各類關於反洗錢/風險管理/反欺詐/反偽冒/法令遵循的專案，發現客戶經常會有「資料不夠多，等同系統效率不會好」的迷思；事實上，反洗錢/風險管理/反欺詐/反偽冒/法令遵循的作業模式應該要求取效率，而若能夠精準得到結論，即使只有一個自變數，只要能得出精確的應變數也是很好的。
過年期間的大事除了華航罷工外，另外還有個小事是作家魚夫與台南西羅殿針對放鞭炮噪音的互槓。在過年期間我返鄉至中部，也確實深深體會一些傳統習俗與現代社會的扞格，也隱隱想到我之前一篇部落格文關於同性婚姻公投的評論所引出的一些保守觀點，雖然年輕人經常自詡自由派、進步派，但更多我們在社群(當然雖不詳述，但我還是指涉一點點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色彩)生活下的無形壓力(或自我說服)也還是對我們影響很深。
在國際AML/CFT的大範圍下，合作是個重要議題，但光光在伊朗這個例子就足以產生很多疑慮。今年初歐洲各國就拋出了”Instrument
實質受益人(實益擁有人)的認定門檻似乎在方向上要從25%持股緊縮為10%。然而若從國際規範的精神來看，UBO的重點從來不在百分比，而是在對於公司的影響力。單從這點來看，我反對將認定標準從25%降為10%，因為這對企業實質影響人的判別沒有幫助，反而還會造成銀行業作業的大幅困難。